前言

开化的人类对能源、物质以及无生命的自然事物总体上已经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掌控能力，他们也在迅速习得对身体痛苦与过早死亡的控制。然而，相较之下，我们在掌握人际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似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我们社会性知识的缺乏，似乎正在使我们在物理知识层面所取得的进步化为泡影。人类通过应用自然科学所积累的财富盈余，在恍惚中都被战争的武力开支所抵消了。医学方面的成就也几乎要被由憎恶与恐惧导致的战争和贸易壁垒所造成的贫穷抵消了。

就在此时此刻，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背负着各自的历史积怨。穆斯林不信任非穆斯林。从中欧的种族清洗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感到自己新近建立的以色列国被反犹主义包围。难民们流浪在不欢迎他们到来的土地上。世界上许多有色人种都饱受白人虚构出来以合理化自身居高临下态度的种族主义教条的折磨。美国范围内存在的偏见也许是最为复杂的。即使这无穷尽的对抗中有一些似乎的确是基于现实的利益冲突，我们仍怀疑，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然而，虚构的恐惧能够造成真实的痛苦。

群体间的对立和仇恨并非什么新鲜事。而科技拉近了群体之间的距离，使它们的关系无法维持原本舒适的状态。俄国不再是一个位于遥远草原上的国度，它现在就在我们眼前。美国与旧世界间的距离也不再遥远，“第四点计划”、电影、可口可乐及其政治影响力使它变得近在咫尺。一度由山川河海阻隔的国家如今暴露在彼此面前。无线电、喷气式飞机、电视、伞兵、国际贷款、战后移民、原子弹轰炸、电影、观光产业——所有现代社会的产物——都将人类群体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了。我们还未学会如何调整自身的心智和道德以适应这种彼此接近的关系。

然而，目前的状况并非毫无希望。希望主要来自这一事实，即人类本性似乎整体而言倾向于友爱和善意而非残忍。无论是就原则而言，还是就偏好而言，所有的普通人都不想走向战争和毁灭。人们想要与邻里和平共处，发展友谊；他们想要去爱与被爱，而不是被憎恨或憎恨别人。残忍绝非受欢迎的人类特质。即使是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首领，也假装他们对集中营里的非人行径一无所知。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胆怯地否认，是因为他们竭力希望能被当作正常人类看待。即使在战争白热化的时期，我们也希冀和平，即使在敌意盛行的时期，我们也期待获得同类的赞许。只要这类的道德两难仍然存在，我们就有一丝希望消除人们之间的敌意，并重新让友善的价值占据上风。

近年来的一些现象尤为鼓舞人心，大量人群认可科学在解决争端中所起到的作用。神学往往将人类的破坏本性与其理想之间的冲突视为原罪对救赎的抗拒。这种论断可能是有效而意味深远的，但是，近来人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够运用知识对此进行补救。人们说，“让我们对文化与产业中不同种族、肤色的人类群体之间产生的冲突进行客观研究；让我们探寻偏见的根源，想办法稳固地建立起人类友善的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的大学都给予了这种方式新的重视，并赋予其不同的学术名称：社会科学、人类发展、社会心理学、人类关系、社会关系。即使尚未得到正式命名，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正在蓬勃发展。它不仅仅受到大学的重视，还受到公立学校、教会、进步产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的欢迎。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要比之前十几个世纪以来成果的总和，都更具启发性，也更为坚实有力。诚然，人类行为的伦理准则在数千年之前的人类各宗教的教义系统中就得到了反复陈述——所有这些信条都确立了在地球上所有居民间建立兄弟情谊的需要及其理论基础。但是，这些信条形成于游牧生活，牧羊人和部落王国的年代。要使这些信条在这个技术化、原子化的时代里生效，我们需要对造成仇恨与宽容的因素得到进一步理解。人们曾错误地认为，科学应该专注于实现物质的进步，而人类本性与社会关系则只需交给道德感处理就好，不需要任何科学的指导。我们现在认识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问题远远多于其解决的问题。

社会科学无法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也无法瞬间修复没有得到引导的科技所造成的灾难。科学界需要多年的辛苦钻研与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投入才能获取原子的秘密，而要想获取关于人类非理性本质的秘密，则需要的投入就更多了。有人曾说过，打破一个偏见，要比崩解一个原子还难。人类关系的主题极为宽泛。研究者需要从人类组织的许多领域着手：家庭生活，精神健康，业界关系，国际谈判，公民训练——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本书并不夸口自己能够解决人类关系科学中的所有问题。它仅仅着力澄清一个问题——人类偏见的本质。但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只有了解了敌意的根源，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应用我们的知识以控制其破坏性。

当我们谈论偏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种族偏见”。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联想，因为在古往今来的所有人类偏见中，种族偏见所占的比例很小。种族是一个晚近的概念，最多有一百年历史。大多数时候，偏见和迫害是基于其他的因素，往往是宗教。直至不久前，犹太人依旧主要由于其宗教信仰而遭到迫害，而非他们的种族。黑人被奴役也主要因为他们被当作一种经济资产，其背后的逻辑是宗教式的：他们生来就是异教徒，是挪亚（Noah）的儿子含（Ham）的后代，他们因受到挪亚的诅咒而“永世为奴”。把今天流行的种族概念应用于过去是一种时代上的误置。即使这个概念一度是适用的，但是不同种族间不断的通婚繁衍很快就使其界限变得模糊了。

那么为什么种族的概念会如此盛行呢？首先，由于信徒信仰的转变，人们对宗教的热情不如以往，也不再以宗教决定每个人的群体归属。并且，“种族”这个概念比较简洁明了，能够让人方便地通过可识别的标志分辨对象，并能够以此作为划分被厌恶的受害者的依据。人们虚构出来的“劣等种族”为偏见的合理化提供了看似无可争辩的理由。它以其标志性的生物决定论色彩，将人们从检视群体关系中复杂的经济、文化、政治、心理条件这一麻烦中解放出来。

相较于“种族”（race）而言，“族裔的”（ethnic）这一学术名词在大多数场合都更为恰当。“族裔的”指群体以不同比例所具有的各种特性，诸如样貌、国籍、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等。与“种族”不同的是，“族裔”不暗含生物学上的同质性。在现实中，偏见的受害者们往往也并非生物学上同质的群体。当然，“族裔”概念也无法轻易涵盖职业、阶级、政治团体或性别等方面的特质——这些都是偏见多发的领域。

不幸的是，人类群体的词汇是匮乏的。除非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套更好的分类法，在此之前我们就无法像我们所欲求的那样精确地讲话。但是，我们有可能避免因为错误地应用“种族”一词而产生的谬误。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坚称，“种族”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落后而带有恶意的名词。即使我们要使用这个词，也应该非常小心地，只在得到恰当限定的语境下使用它。在指代以任何形式的文化凝聚性为标志的群体时，我们都应该采用“族裔”一词。但有时我们也许会犯过度扩展已然很笼统的“族裔”一词含义的错误。

将偏见和歧视归咎于任何单一的因素，如经济剥削、社会结构、风气民俗、恐惧、进攻性、性别冲突等，都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可能成为滋生偏见的温床。

我们的目的是要教导读者认识到偏见和歧视具有多种诱因。然而读者完全可能合情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作者本人是否也会流露出心理偏见？他是否能在复杂的经济、文化、历史、场景因素中保持公正？他是否会出于职业习惯，强调学习、认知过程、人格组成等因素的影响？

的确，我相信只有在人格内核中，我们才能发现历史、文化、经济因素的作用。由于只有个体才能够感到敌意并实施歧视，所以除非习俗和风气以某种方式融入了个体的生活脉络，不然它们就无法发挥其能动性。然而“因果关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们能够（并应该）认识到个体所持的态度背后，既有长期的社会文化原因，也有即时的诱因。尽管我将本书的论述重点置于心理层面的因素之上，我仍然尝试（尤其在第13章中）对不同层面上的因素给出一个平衡的观点。如果我在这番努力之后得到的结果仍然是片面的，那么我也希望批评家们能够指出这一缺陷。

尽管本书中的研究和解释主要基于美国的状况，但我相信我们对偏见的动力学分析是普遍有效的。诚然，偏见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所选取的受害者不同；对与被歧视群体发生身体接触的态度不同；社会文化的指控与刻板印象也有所差异。但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证据表明，偏见背后的基本因素与关联因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通过对印度各群体之间紧张关系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著作《在人的脑海中》（In the Minds of Men ）里，他详细说明了这些联系。美国国家机构所赞助的其他研究也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人类学方面的文献，无论是专注于巫术、宗族忠诚还是战争的，都表明这一点：尽管偏见的攻击对象与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偏见背后的动力学过程都是相同的。虽然这一指导性的假设貌似颇为稳固，但我们也不应该将其视作盖棺定论。未来的跨文化研究一定会揭示出各种偏见诱因的模式及其各自的权重在不同地区有着很大差异，也许人们还会发现偏见的其他重要诱因，以对目前的考量范围加以补充。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主要考虑的是两类读者，他们都对这一主题极为感兴趣，其中一类是海内外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社会与心理基础怀有与日俱增的兴趣，想在改善群体关系方面寻求科学的指导。另一类读者包括社会中数量越来越多的关心这一话题的年长读者和普通读者，但他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可能不是理论性的，而更多地关注对即时的实践加以指导。我始终将这两组读者作为我的受众，并以十分朴实基本的风格写作。因而我不可避免地要简化一些问题，但是我希望并没有简化到会在科学意义上造成误导的程度。

这一领域如今已经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探索热情，因此我们现有的研究和理论将很快就会过时，这是一件好事。新的实验会取代旧的，各种理论的架构也会得到改进。然而我相信本书的一个特点，即其组织材料的原则是具有持久价值的。我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妥帖地将未来的新成果、新理论纳入其中的框架。

虽然我的目的主要是在整体上阐明这个领域，但我同时也尝试（特别是在第八部分）展示我们可以如何应用已有的知识以减轻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几年前，美国种族关系理事会发起的调查显示，美国有1350个社会组织明确地表示了自身致力于改善群体间关系的态度。这些组织运作的成效如何本身就需要科学的衡量，我们在第30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仅仅用一种学术的视角看问题，而忽略在实际操作中对理论加以检验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实践者在没有科学支持的情况下，将时间和金钱贸然投入到未必有效的补救计划里也是一种浪费行为。一门人类关系科学的成功发展需要将基础研究与积极实践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逐步成形，离不开两方面动力的善意鞭策和鼎力相助——一个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长期举办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另外就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经济支持与鼓励的机构。波士顿的摩西·金博尔基金会（Moses Kimball Fund）、美国犹太人大会的社区关系委员会以及大会中其他友好成员、全国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大会、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实验室，以及由我的同事索罗金（P. A. Sorokin）教授所指导的研究中心都为本书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帮助。是他们的资助促成了本书中所报道的一些研究及对这一领域的综述报告。我对他们的慷慨解囊与鼓励深表感激。

“群体冲突与偏见”研讨会上学生们兴趣盎然而勤奋的努力，最终决定了本书的内容与架构。我常与我的同事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共同主持班上的讨论。我相信，他们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我还得益于我的研究助理伯纳德·克莱默（Bernard M. Kramer）、杰奎琳·萨顿（Jacqueline Y. Sutton）、赫伯特·卡隆（Herbert S. Caron）、里昂·卡明（Leon J. Kamin）和内森·阿特舒勒（Nathan Altshuler）。他们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材料与重要的建议。这一领域的美国权威，斯图尔特·库克（Stuart W. Cook）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并做出了意义非凡的批评。乔治·科埃略（George V. Coelho）和休·菲利普（Hugh W. S. Philip）在遥远的国度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我向所有不吝施助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在本书写作的各阶段为我持续提供指导的埃莉诺·斯普雷格（Eleanor D. Sprague）女士。

戈登·奥尔波特

195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