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
献给西尔维娜·奥坎波
这位小说家留下的可见的作品为数不多，不难一一列举。因此，亨利·巴舍利耶夫人在一份虚假的书目中任意增添删除的做法是不能宽恕的。一家有明显新教倾向的报纸，读者人数虽然有限，又是加尔文教派，但至少不是共济会会员和犹太人，刊登了那份书目，对可悲的读者们未免不够尊重。梅纳尔真正的朋友看到那份书目后大吃一惊，甚至有点伤心。他们不禁要说，我们昨天还聚集在他的墓碑前为他志哀，现在谬误已经试图玷污他的遗念了……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我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我的权威性很容易遭到否定。然而，我相信不会不让我援引两位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话来证明。巴库尔男爵夫人（正是在她家的难忘的周五聚会上，我有幸认识了那位去世的诗人）认可了下面的文字。巴尼奥雷焦伯爵夫人，摩纳哥公国最高雅的仕女之一（新近下嫁国际慈善家西蒙·考奇，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上流社会的名人。唉！考奇的无私操作招来了多少非议）“为了真实和死者”（这是她的原话）打破了她高贵的缄默，在《豪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也给予我她的认可。我相信，这些证言不会不够吧。
我说过，梅纳尔的“可见的”作品为数不多，不难一一列举。我细心地查阅了他的个人档案后，确定他的作品有如下几篇：
a）象征主义的十四行诗一首，在《贝壳》杂志上两次发表（略有改动）（一八九九年三月和十月）。
b）专论一篇，探讨编纂一部诗歌词典的可能性，其中的概念不是表达普通语言的同义词或婉转语，“而是约定俗成的、主要为满足诗歌需要而创造的理想事物”（尼姆，一九○一年）。
c）专论一篇，探讨笛卡儿、莱布尼茨和约翰·威尔金斯 [1] “思想的某些联系和相似”（尼姆，一九○三年）。
d）专论一篇，探讨莱布尼茨的“普遍特性”（尼姆，一九○四年）。
e）技术性文章一篇，探讨减掉象棋里的一枚车前卒以丰富棋艺的可能性。梅纳尔提出革新意见，加以推荐，讨论了它的优缺点，最终否定了那个革新。
f）专论一篇，评介拉蒙·卢尔 [2] 的《大艺术》（尼姆，一九○六年）。
g）鲁伊·洛佩斯·德塞古拉的《象棋的自由发明和棋艺》一书的翻译，作了序言和注释（巴黎，一九○七年）。
h）有关乔治·布尔 [3] 的象征逻辑的一篇专论的两份草稿。
i）法语散文的基本格律规律的剖析，以圣西蒙的作品为例（《罗曼语族语言杂志》，蒙彼利埃，一九○九年十月）。
j）驳吕克·迪尔坦（他否认此类规律的存在），以吕克·迪尔坦的作品为例（《罗曼语族语言杂志》，蒙彼利埃，一九○九年十二月）。
k）克维多《文化航行指针》的译文草稿一份，译文标题为《珍品指南》。
l）为卡罗吕斯·乌尔卡德版画展览的目录写的前言一篇（尼姆，一九一四年）。
m）论著《一个问题引起的问题》（巴黎，一九一七年），按年代先后谈论“阿喀琉斯与乌龟”问题的答案。此书至今已出了两版。第二版加了莱布尼茨的这句话作为题词：“先生，不必怕乌龟”，并且修改了有关罗素和笛卡儿的两章。
n）对图莱的《句法习惯》的固执己见的分析文章一篇（《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一年三月）。我记得梅纳尔在文中声称，非难和赞颂都是感情用事，与评论无关。
o）把保罗·瓦莱里的《海滨墓园》改写成亚历山大体诗 [4] （《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八年一月）。
p）抨击保罗·瓦莱里的文章一篇，发表在雅克·勒布尔编的《取消现实集》里。（这里要插一句，那篇抨击文章是他对瓦莱里的真正看法的反话。瓦莱里心里明白，两人的老交情没有发生危机。）
q）对巴尼奥雷焦伯爵夫人的“阐明”一篇，发表在伯爵夫人自己编印的《无可辩驳集》（这个名称是另一个撰稿人加百列·邓南遮 [5] 起的）。伯爵夫人的美貌和社会活动很容易引起新闻媒体的错误和草率的报道，为了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歪曲，并且“向世界和意大利”展示她的真实面貌，她每年编印一本集子。
r）献给巴库尔男爵夫人的一组明丽的十四行诗（一九三四年）。
s）标点符号十分规范的诗句清单手稿一份。 [6]
梅纳尔的“可见”的作品，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全在这里了（除了为亨利·巴舍利耶夫人的好客而贪婪的纪念册写的几首应酬性质的十四行诗以外，没有什么遗漏）。现在我要谈谈他的另一部尚未面世、富有雄心壮志、无与伦比的作品。也是他没有完成的作品，唉，人的能力毕竟太有限了！那部作品也许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包括《吉诃德》的第一部的第九章、第三十八章以及第二十二章的片段。我知道这种说法似乎荒谬，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实这种“荒谬”说法的来龙去脉。 [7]
两篇价值不等的文字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一是诺瓦利斯 [8] 的一段语言学的论述——在德累斯顿版的集子里编号为二○○五——其中概述了和某一位特定作家“完全自居等同”的主题。另一是那些把基督搬到林荫大道、把哈姆雷特搬到大麻田、把堂吉诃德搬到华尔街的欺世盗名的作品之一。梅纳尔同所有趣味高雅的人一样，厌恶那种毫无意义的胡闹，他说那种作品只是以时代错乱的手法来媚俗，或者（更恶劣的是）以所有时代都相同或都不相同的基本概念来取悦于平民百姓。他认为更有趣的是都德 [9] 那个著名的（尽管实施起来有点矛盾肤浅）主意，即把那位奇情异想的绅士和他的仆人合成一个达达兰……如果有谁暗示说梅纳尔毕生要写一位现代的吉诃德，那就是对他的清名的诽谤。
他并不想创造另一个吉诃德——这样做容易得很——而是创造正宗的“吉诃德”。毋庸赘言，他从未打算机械地照搬原型，他不想模仿。他值得赞扬的壮志是写出一些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逐字逐句不谋而合的篇章。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他从巴荣纳写信告诉我说：“我的目的只是惊世骇俗。神学或形而上学所论证的终极——外部世界、上帝、偶然性、宇宙形式——并不先于我的小说或者比它更普通。唯一的区别是哲学家们在他们工作中期就出版了那些漂亮的作品，而我决心使它们消失。”事实上，他没有留下一页能证明那项长年工作的草稿。
他设想的开头的方法相当简单。掌握西班牙语，重新信奉天主教，同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打仗，忘掉一六○二至一九一八年间的欧洲历史，“成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皮埃尔·梅纳尔研究了那一程序（我知道他相当忠实地掌握了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语），但由于它太容易而放弃了。读者会说，恐怕不是由于容易，而是由于不可能吧！我同意，但是，那项工作一开始就不可能完成，实现时采用的所有不可能的方法中间，这一方法最平淡无奇。他觉得，身在二十世纪而成为十六世纪的一个通俗小说家，未免贬低自己的身份。在他看来，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塞万提斯、从而达到吉诃德，和继续做他的皮埃尔·梅纳尔、通过皮埃尔·梅纳尔的体会而达到吉诃德，相比之下前者容易多了——因此也不太有趣。（顺便说一句，这种想法促使他排除了《吉诃德》第二部里的自传式前言。如果把前言包括在内，就意味着要创造另一个人物——塞万提斯——同时也意味着要以那个人物，而不是以梅纳尔的身份来表现吉诃德了。梅纳尔自然不干那种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的工作基本上并不困难，”他在信中另一处说，“我只要不死，就能完成。”我是不是要承认，我时常想象他已经完成了那部作品，而我按梅纳尔的设想读着《吉诃德》——完整的《吉诃德》呢？前几天晚上，我翻阅第二十六章时——他从未尝试写那一章——在这个不同一般的句子里辨出了我们朋友的风格，甚至他的声音：小河里的宁芙，痛苦而湿漉漉的回声仙女。 一个精神上的形容词和另一个肉体上的形容词的完美糅合，使我想起一天下午我们探讨的莎士比亚的一句诗：
那里有一个居心不良、缠着头巾的土耳其人……
我们的读者会问：为什么恰恰是吉诃德呢？对于一个西班牙人，这种偏爱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尼姆的象征主义者，无疑就不好解释了。他主要是崇敬爱伦·坡从而推及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和埃德蒙·泰斯特。前面提到的信阐明了这一点。梅纳尔说：“《吉诃德》使我深感兴趣，但是并不让我觉得，该怎么说呢，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爱伦·坡的感叹：
啊，要记住，这是一个中了魔的花园！
如果没有《醉舟》或《古舟子咏》，会使我难以想象，但是如果没有《吉诃德》，我知道我完全能够想象（当然，我说的是我的个人能力，不是那些作品的历史反响）。《吉诃德》是一部偶发的书，《吉诃德》不是必然的。我能事先构思，能把它写出来，不犯同义反复的毛病。我十二三岁时就看过，也许是全文。后来我仔细地重读了某些我目前不打算涉猎的篇章。我还读过幕间短剧、喜剧、《伽拉苔亚》、《训诫小说》、殚精竭虑的《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和《帕尔纳索斯游记》……我对《吉诃德》的一般印象由于遗忘和冷漠而简化了，很可能同看到一部根本没有写的书之前的模糊印象相仿。假定产生了那种印象（谁也无权禁止我），我的问题无疑要比塞万提斯面临的问题困难得多。我的讨人欢喜的前驱不拒绝借助于偶然因素，他那部不朽之作有点草率：信笔写来，随意杜撰。我负起神秘的责任，要逐字逐句地重写他的任性的作品。我的单人游戏受到两条截然相反的规律的支配。第一条允许我尝试形式或心理上的变体；第二条却迫使我囿于‘原文’而放弃变体，并且要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放弃的合理……除了那些人为的障碍之外，还有一个先天的障碍。在十七世纪初期撰写《吉诃德》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甚至不可避免的工作，在二十世纪初期撰写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三百年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十分复杂的事情。只要提其中的一件就够了：《吉诃德》本身。”
尽管有这三个障碍，梅纳尔支离破碎的《吉诃德》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微妙。塞万提斯用他的国家贫困的乡村现实来对抗骑士小说，梅纳尔选择了勒班托和洛佩·德·维加时代的卡门的故乡作为“现实”。莫里斯·巴雷斯 [10] 和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博士 [11] 作出同样选择时也会采用西班牙地方色彩。梅纳尔理所当然地加以避免。他的作品里没有吉卜赛风习，没有征服者、神秘主义者、菲利佩二世或者宗教裁判的火刑。他不采纳或者排斥地方色彩。那种藐视体现了历史小说的新观念。那种藐视固执地谴责了《萨朗波》 [12] 。
把各章抽出来单独研究一下，结果也是令人惊异的。举例说，我们不妨看看第一部的第三十八章，“堂吉诃德对于文武两行的奇论”。众所周知，堂吉诃德（正如克维多在《众生的时刻》的类似和以后的章节所说的一样）作出的裁决，不利于文人而有利于武夫。塞万提斯自己当过军人：他的裁决不说自明。然而皮埃尔·梅纳尔是和《文人无行》那部作品以及伯特兰·罗素同时代的人，他的堂吉诃德竟然重犯了那种模糊的诡辩的错误！巴舍利耶夫人从中看到了作者跟着主人公心理走的值得赞美和典型的例子；别人（眼光毫不敏锐）看到了《吉诃德》的抄袭；巴库尔男爵夫人看到了尼采的影响。在第三种解释（我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胆敢加上第四种解释，它非常适合皮埃尔·梅纳尔几乎圣洁的谦逊，梅纳尔有一种屈从或讽刺的习惯：发表同自己喜爱的想法完全相反的意见。（我们再次想起他在雅克·勒布尔的昙花一现的超现实主义刊物上发表的抨击保罗·瓦莱里的文章。）塞万提斯和梅纳尔的文字语言完全相同，然而后者丰富多彩的程度几乎是前者望尘莫及的。（诽谤他的人会说他含糊不清，但含糊不清也是丰富多彩的一种表现。）
把梅纳尔的《吉诃德》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加以对照是大有启发的。举例说，后者写道（《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九章）：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
“外行作家”塞万提斯在十七世纪写的这段综述只是对历史的修辞的赞扬。与之相反，梅纳尔写的是：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
孕育真理的历史，这种想法令人惊异。梅纳尔是和威廉·詹姆斯 [13] 同时代的人，他给历史下的定义不是对现实的探索而是现实的根源。对他说来，历史的真实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结尾的句子——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 ——是明目张胆的实用主义。
风格的对比也十分鲜明。梅纳尔仿古的文风——他毕竟是外国人——有点矫揉造作。他的前驱则没有这种毛病，挥洒自如地运用他那一时代的流行的西班牙语。
任何智力活动最终都是有用的。一种哲学理论开头是对宇宙的可信的描述；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沦为哲学史的一章，甚至一节或者一个名称。在文学领域，那种最终趋于老朽的情况更为明显。梅纳尔对我说过，《吉诃德》最早是一部讨人喜欢的书，现在却成了表现爱国主义、语法权威和出版豪华版的口实。光荣是不能理解的东西，也许是最坏的东西。
这些虚无主义的验证并无新意，奇特的是皮埃尔·梅纳尔由此引出的决定。他决定抢在人类的所有艰辛化为乌有之前，着手进行一项极其复杂、事先就知道是无足轻重的工作。他殚精竭虑、焚膏继晷地用一种外语复制一部早已有之的书。草稿的数量越来越多；他顽强地修订，撕毁了成千上万张手稿。 [14] 他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不让它们保存下来。我曾想查找，但是白费心机。
我曾想，在《吉诃德》的“最后稿”上理应看到涂改重写的字迹，应该看到我们的朋友的“未定稿”的痕迹——不管怎么模糊，至少能够辨认。遗憾的是，只有第二个皮埃尔·梅纳尔把第一个的工作彻底颠倒过来才能发掘出那些特洛伊的遗迹……
“思考、分析、发明（他给我的信中又说）不是违反常规的行为，而是智力的正常呼吸。颂扬那些功能的偶然成就，珍惜古人和他人的思想，以出乎意料的惊讶记录那位‘万能博士’的想法，就是承认我们的无力和不开化。所有的人都应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做到。”
梅纳尔（也许在无意之中）通过一种新的技巧——故意搞乱时代和作品归属的技巧——丰富了认真读书的基本艺术。这种无限运用的技巧要求我们翻阅《奥德赛》时，把它看成是后于《伊利亚特》的作品， [15] 翻阅亨利·巴舍利耶夫人的《半人马怪花园》一书时，把它看成是亨利·巴舍利耶夫人写的。这种技巧使得最平静的书籍充满惊奇。把《基督的模仿》 [16] 说成是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或者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岂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精神儆戒的充分更新吗？
一九三九年，尼姆
[1] John Wilkins（1614—1672），英国主教、自然哲学家。
[2] Ramon Llull（1232—1315），西班牙神学家、哲学家，他所著的《大艺术》是经院哲学最早的著作之一。
[3] George Boole（1815—1864），英国数学家。
[4] 《海滨墓园》是瓦莱里诗歌的代表作，是他最富有哲理、最充满抒情性的一部诗篇。亚历山大体诗，每行六音步、十二音节、抑扬格。
[5] 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早期作品有唯美主义倾向，后接受尼采的哲学思想，讴歌肩负历史重任的“超人”，和墨索里尼有私交，曾任意大利科学院院长。
[6] 亨利·巴舍利耶夫人还列出克维多翻译的圣弗朗西斯科·德萨尔斯的《虔诚生活发凡》的直译本，皮埃尔·梅纳尔的藏书中并没有此书的踪迹。也许是我们的朋友开的玩笑，而她信以为真了。——原注
[7] 除此主要目的以外，我还想勾勒一下皮埃尔·梅纳尔的面貌。但是，据说巴库尔男爵夫人也在写，我怎敢同她的生花妙笔，或者同卡罗吕斯·乌尔卡德细致入微的描写媲美呢？——原注
[8] Novalis（1772—1801），德国诗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应是神秘、奇妙、童话般的东西。代表作有《夜颂》。
[9] Alphonse Daudet（1840—1897），法国小说家。达达兰是他在长篇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里塑造的一个自吹自擂的庸人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漫画手法讽刺资产阶级中某些人虚张声势的“英雄主义”。
[10] 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小说家，作品如《法兰西的不朽精神》等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格雷科或托莱多的秘密》中探讨了西班牙文化。
[11] Enrique Rodriguez Larreta（1875—1961），阿根廷小说家，他写的《堂拉米罗的荣耀》以菲利佩二世时期的西班牙为背景。
[12] 法国作家福楼拜1862年发表的历史小说，以两千多年前迦太基的内战为背景。
[13] 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
[14] 我记得他的有方格的笔记本、黑笔的涂改、特殊的排版符号和蝇头小字。傍晚时分，他喜欢到尼姆郊外散步；往往带着他的笔记本，把它付之一炬。——原注
[15]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并称为古希腊两大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奥德赛》以《伊利亚特》的故事为线索，写作时间应在《伊利亚特》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