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1)

五十一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候,诺维科夫从下面部队驱车返回军部。道路被坦克履带碾得坑洼不平,再加上到处是冻土块,一路上汽车不住地颠簸,他被颠得腰、背、后脑勺都疼,似乎坦克手们的疲惫和许多夜不能睡招致的昏沉都传染给了他。

汽车快到军部了,他仔细看了看站在台阶上的两个人。他看到:是叶尼娅和格特马诺夫站在一起,望着渐渐开近的汽车。顿时像火烧一样,头脑里来了一股狂热的劲儿,他高兴得几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猛地往前一冲,好等车一停就跳下车去。可是坐在后座上的维尔什科夫却说:

“政委和他的女医生在呼吸新鲜空气呢。真应该往他家里寄一张照片,他家夫人才高兴呢。”

诺维科夫走进军部,接下格特马诺夫递给他的一封信,信翻过来一看,认出是叶尼娅的笔迹,把信装进口袋里。

“好吧,你听着,我说说情况。”他对格特马诺夫说。

“你怎么不看信,不爱她了吗?”

“没关系,等一会儿再看。”

涅乌多布诺夫走了进来。诺维科夫就说:

“问题在于人。打仗的时候人在坦克里睡觉。全累倒了。几位旅长也是这样。卡尔波夫还勉强能撑得住,别洛夫跟我正说着话就睡着了,他一连五个昼夜没睡了。坦克手们走路都睡觉,疲乏得连饭也不想吃了。”

“诺维科夫同志,你怎么样,摸了摸情况吗?”格特马诺夫问道。

“德国佬没有什么行动。在我们这地段不会有什么反突击。他们这儿没有什么兵力,不值一提。是弗列捷尔·皮科和菲克的部队。”

他说着,手指头摸着信封。有一小会儿他把信封放开,可是马上又抓住,就好像信会从口袋里跑掉似的。

“好,明白了,清楚了,”格特马诺夫说,“现在该我对你说说了:我和涅乌多布诺夫同志把这事儿捅到天上了。我和赫鲁晓夫同志说了,他答应不把我们地段的空军撤走。”

“他不管作战呀。”诺维科夫说着,就开始在口袋里拆信封。

“噢,这要看怎么说,”格特马诺夫说,“刚才涅乌多布诺夫同志得到空军司令部的答复,空军继续留在我们这儿。”

“后勤部队也要跟上来了,”涅乌多布诺夫急忙说,“条件算是可以了。主要就看您了,中校同志。”

“把我降为中校了,他是太兴奋了。”诺维科夫心里想道。

“是啊,哥儿们,”格特马诺夫说,“看来,是我们要第一个来解放乌克兰了。我对赫鲁晓夫同志说:坦克手们一个劲儿地缠着军部,希望把坦克军命名为乌克兰军。”

诺维科夫听到格特马诺夫这种假话,十分恼火,就说:

“他们只希望一点:好好睡一觉。要知道,已经有五天五夜没睡了。”

“这么说,诺维科夫同志,就这样定了,咱们继续推进,向前冲吧!”格特马诺夫说。

诺维科夫把信封打开一半,把两个指头伸进去,摸到了信纸,心里一阵紧缩,急切地想看到那熟悉的字迹。

“我想做这样一个决定,”他说,“让大家休息十个小时,哪怕多少恢复一下体力。”

“啊呀,”涅乌多布诺夫说,“咱们这一睡,在这十个小时里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要错过了。”

“等一等,等一等,咱们来研究研究。”格特马诺夫说。他的脸、耳朵、脖子都有些红了。

“就这样啦,我已经研究过了。”诺维科夫微微笑着说。

格特马诺夫忽然发作起来。

“哼,这些家伙真见鬼……没睡够呢,这是什么时候!”他叫道。“以后再找时间睡觉吧!到那时候再睡觉就他妈的没事了。就为了睡觉让全军停留十个钟头?诺维科夫同志,我反对这种不争气的想法!你不是推迟冲进突破口的时间,就是叫大家睡觉!这已经变成制度性的毛病!我要向方面军军委汇报。你领导的不是托儿所!”

“等一等,等一等,”诺维科夫说,“那一次直到把敌人的炮火压下去,我才带领坦克冲进突破口,你因为这事吻过我呀。你最好把这一点也写进报告里。”

“我因为这事吻过你?”格特马诺夫流露出惊愕的神情说。“你简直是说梦话!”

他突然说: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担心的是,你这个纯正的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一直在受着异己分子的影响。”

“啊,是这样,”诺维科夫用响亮的声音说,“好吧,明白了。”

他站起来,把肩膀挺直了,发狠地说:

“我是军长。我说了算数。格特马诺夫同志,要写我的报告,写中篇,长篇,您就写吧,写给斯大林,我也不含糊。”

他走到旁边一个房间里。

诺维科夫把看过的信放在一旁,吹起了口哨,就像过去小时候那样吹,就像那时候站在邻家的窗前,呼唤小伙伴出来玩耍……也许,他有三十年没吹过口哨了,现在忽然吹了起来……

后来他带着好奇的神情看了看窗外:啊,还亮着呢,夜晚还没有来临。然后他神经质地、高兴地说:

“谢谢,谢谢,一切都应该谢谢。”

后来他仿佛觉得,他就要死了,要倒下去了,但是他没有倒下,而是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后来他看了看放在桌上的白白的信,觉得这好像是空壳子,是皮壳,毒蛇已经从皮壳里爬了出来,于是他用手在腰上和胸膛上摸了摸。没有摸到毒蛇,已经爬进去,钻进去了,正在像火一样撕咬着心呢。

然后他站到窗口。司机们在朝着去上厕所的电话员姑娘玛露霞笑。军部坦克的一名机修员从井边提来一桶水。一群麻雀在房东家牛棚门口的一堆麦秸里刨来刨去找食儿。叶尼娅对他说过,麻雀是她喜欢的鸟儿……可是他浑身就像火烧一样,就像房子着了火:梁断,顶塌,橱子倒下,家什掉落,书籍、枕头像鸽子一般在烟火中翻筋斗……

“我将终身感谢你的纯洁与高尚,但是我有什么办法,过去的生活比我强大,无法把它消灭,无法忘记……不要责备我吧,不是因为我没有错,而是因为,不论我,不论你,都不知道我的错误在哪儿……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在哭,为咱们两个痛哭。”

这算什么?……

她还哭呢!他可是满腔愤怒。真是害人虫!毒蛇!要打她的嘴巴,打她的眼睛,拿手枪把子打断这母狗的鼻梁……可是转瞬间又异常突然地出现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帮助他,只有叶尼娅能,可是正是她,正是她害了他。于是他转脸朝着她应该从那边来看他的方向,说:

“叶尼娅,你怎么对我这样呀?叶尼娅,你听着,叶尼娅,你看看我,看看我成了什么样子啦。”

他向她伸过手去。

后来他想:为什么要这样呀,他已经毫无希望地等了这么多年了,不过她既然已经决定了,要知道她已经不是小姑娘,如果过了这么多年,后来决定了的话,就应该懂得,已经决定了呀。

过了几秒钟,他又在痛恨中寻求自我解救:“当然,当然,当我是一个代理少校,在荒山野岭上、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流浪的时候,她是不愿意的,等我做了军长,她愿意了,她是想做将军夫人,女人呀,女人,你们都是一样。”

他马上就看出这种想法的荒谬—不对,不对,要是这样倒好呢。因为她这一去,是回到那个人那儿去,那个人就要进劳改营,就要上科雷马去,她有什么富贵可言呢?……俄罗斯妇女呀,真是涅克拉索夫的诗:她不爱我,倒去爱他……不,不是爱他,是怜悯他,就是怜悯。为什么就不怜悯我?我现在比谁都不如,所有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在所有劳改营里的、在所有军医院里的缺胳膊少腿的,都比我有福气,要是现在叫我进监狱,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要是这样,你选谁呢?选他!他和你是一种气质的,我是另一种气质的,所以她管我叫“陌生人,陌生人”。当然,就算我做了元帅,总归还是粗汉子,矿工,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她的见鬼的画儿……他大声地、恨之入骨地问:

“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呀?”

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手枪,在手里掂量了几下。

“我要自杀,不是因为我活不下去,是叫你痛苦一辈子,叫你一辈子……一辈子良心不得安宁。”

后来他把手枪收起来。

“过一个星期她就把我忘了。”

他也应该忘掉,想也不想,连头也不回!

他走到桌前,又看起信来。

“我的可怜的,亲爱的,我的好人!!!”可怕的不是无情,而是这些亲热的、心疼人、可怜人的话。这些话简直使人难受,甚至使人连气都不能喘。他仿佛看到了她的胸脯、肩膀、膝盖。她要去找那个可怜的克雷莫夫。

“我对自己毫无办法。”她在又挤又闷的车厢里,有人问她上哪儿去,她说:“去找丈夫。”她的眼神是亲切、温顺的,像狗眼一样,带有惆怅神气。

他在窗口望着,她是不是来找他了。两个肩膀哆嗦起来,鼻子哼哧起来,他叫起来,一面拼命憋着,压制着直往外冲的号哭。他想起来,他还叫人从方面军军需处给她弄来了巧克力糖、牛轧糖,还对维尔什科夫说过:“你要是动一动,我把你的头揪掉。”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看,我的亲爱的,我的叶尼娅,我有什么办法呀,你哪怕多少怜悯怜悯我也好。”

他很快地从床底下拖出手提箱,把叶尼娅的来信和照片拿出来,这里面有他多年来一直随身带着的照片,有最近一封信里寄的照片,有第一次给他的一张比身份证照片还小的包在玻璃纸里的照片。他用强劲有力的手指头撕起来。他又把她写的信撕成碎片,他从闪过的字里行间,从纸片上的残句,辨认着他读过几十遍的使他销魂的话,他看着她的脸、嘴巴、眼睛、脖子消失在撕碎的照片堆里。他撕得很急,很快。他越撕越感到轻松,就好像他一下子从身上把她揪了下来,把她踩得死死的,他摆脱了这个魔鬼。

他没有她也活了这么多年嘛。今后还是能活!一年后他从她身旁走过,心连跳都不会跳一下。“我才不稀罕你呢!”他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想得很荒谬。心里的东西是揪不掉的,心不是纸做的,人生的一切不是用墨水记在心上的,不能把心撕成碎片,不能把印在脑子里和心中的多年的印象抹掉。

他已经使她成为他的工作、思想、灾难的参与者,成为他的刚强和软弱的见证人……

撕碎的信并没有消失,读过几十遍的话依然留在脑海里,她的眼睛依然从撕碎的照片上望着他。

他打开橱子,倒了满满一杯酒,喝干了,抽了一支烟,又抽起一支,虽然呛得厉害。头嗡嗡响起来,心里燥得难受。他又大声问道:“叶尼娅,亲爱的,心肝儿,你做的什么事呀,你做的什么事呀,你怎么能这样呀?”然后他把碎纸片装进提箱,把酒瓶放进橱子里,心里说,喝了酒,多少轻松些了。

……坦克很快就要进入顿巴斯,他就要:回到家乡,他要到父母的坟地上,让父亲看看有出息的小别佳,让母亲可怜可怜苦命的儿子。等战争结束,他就上哥哥家去,住在哥哥家里,侄女会说:“别佳叔叔,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忽然想起童年时候:他家有一条卷毛狗出去找狗交尾,回到家时被咬得浑身是伤,毛被撕掉许多,被咬掉了一只耳朵,头都肿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儿,嘴也歪了,站在台阶前,丧气地耷拉着尾巴,爸爸朝狗看了看,很亲切地问:

“怎么,你做伴郎了吧?”

是的,他也做伴郎了……

维尔什科夫走了进来。

“上校同志,您在休息吗?”

“是的,多少休息一下。”

他看了看表,心想:“明天七点以前暂不推进。要用无线电密码通知下去。”

“我再到各旅去一趟。”他对维尔什科夫说。

汽车开得很快,多少分散了一些他的心思。吉普车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八十公里,路又很坏,汽车不住地颠簸,摇晃,蹦跳。

司机一再地感到害怕,用诉苦的眼神要求诺维科夫允许减低速度。

他走进马卡罗夫的旅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一切变化有多大呀!马卡罗夫的变化又多大呀,就好像几年没有见面了。马卡罗夫忘记了行军礼,困惑不解地把两手一摊,说:

“上校同志,刚才格特马诺夫转发了方面军司令的命令:撤销休息一夜的命令,继续前进。”

五十二

三个星期之后,诺维科夫的坦克军调为方面军的后备军。这个军需要补充人员,修理机械。在战斗中前进了四百公里,人和机械都疲劳了。

接到调为后备军命令的同时,还接到一道命令,要诺维科夫上校去莫斯科,到总参谋部和高级指挥干部总部去,至于他以后是不是还回到坦克军,不十分清楚。

在他离开期间,暂时由涅乌多布诺夫少将代理军长职务。在这之前好几天,旅级政委格特马诺夫就得到消息,说党中央已决定在近期内把他从部队中调回去,要派他担任顿巴斯已经解放的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党中央认为这一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召唤诺维科夫去莫斯科的命令,在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部队总部引起不少议论。有些人说,这次召他去,没有任何特别的用意,诺维科夫在莫斯科待几天,就会回去继续当他的军长。有些人说,这事和诺维科夫在进军最紧张的时候发出休息十个小时的命令有关系,还和推迟几分钟率军进入突破口有关系。还有些人则认为,他和功劳很大的军政委与参谋长的工作关系没有搞好。

消息灵通的方面军军委秘书说,有人责备诺维科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位军委秘书有一段时间曾经认为,诺维科夫的问题就在于他和军政委的关系不协调。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这位军委秘书亲眼见过格特马诺夫写给最高层领导的信。格特马诺夫在信中表示反对撤销诺维科夫的军长职务,说诺维科夫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在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也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

不过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诺维科夫在接到召他去莫斯科的命令的那天夜里,在许多个痛苦不堪的不眠之夜之后,第一次安安稳稳地一觉睡到天亮。

五十三

似乎有一列轰轰隆隆的火车载着维克托在奔驰,一个人在火车里是难以设想家里的宁静的。时间变得紧密了,时间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电话铃声。有一天希沙科夫来到维克托家里,恭恭敬敬,盛情殷殷,一再问起身体健康,一再用开玩笑的亲热口吻解释,希望把过去的一切忘记,那一天似乎已经过去有十年之久了。

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

他现在又听到评价他的著作的许多好话。马林科夫召见了他,带着关切的神情用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和他谈了四十分钟。维克托感到吃惊的是,马林科夫很了解他的研究情况,专业词汇运用得相当自如。

在告别时马林科夫说的话也使维克托感到惊异: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我们会感到很难过。我们十分懂得: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有料到会听到这样的话。

在见过马林科夫的第二天,他看到希沙科夫那种不安的、请求的目光,想起那一次希沙科夫在家里召开会议,不请他施特鲁姆时那种懊恼和受辱的心情,都觉得奇怪。

马尔科夫又是那样和蔼可亲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又说起俏皮话讥讽人了。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里,把维克托抱住,说:

“我多么高兴呀,我多么高兴呀,您真是福星本雅明 [4] 。”

火车还在载着他奔驰。

领导人征求维克托的意见,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在原有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他还乘专机去过乌拉尔,陪他前去的是一位副人民委员。为他配备了专用小汽车,柳德米拉上配给商店可以坐小汽车,有时还顺便捎上几个星期之前尽量装做不认识她的那些妇女。

凡是以前似乎很复杂、很麻烦的事,现在办起来非常容易、非常顺手了。

年轻的兰杰斯曼十分感动:科甫琴科往家里给他打电话,杜宾科夫一个钟头的工夫就给他办妥了调入维克托的实验室的手续。

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回来,对维克托说,她的调离手续两天的工夫就办妥了,来到莫斯科,科甫琴科还派小汽车到车站去接她。杜宾科夫书面通知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决定恢复她的工作,并且说,已经和副所长谈妥,缺勤期间的工资全部补发。

新的工作人员每餐都受到款待。他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和吃。”可是,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是在这方面。

实验室里安装起来的新设备,在维克托看来已经很不完善了。他想,再过一年,这些设备就会使人感到好笑,就像斯蒂芬森的火车头了。

维克托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似乎十分自然,同时又完全反常。事实上,维克托的研究确实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为什么不可以褒扬呢?兰杰斯曼也是一名有才能的科学家,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芙娜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员,为什么让她在喀山闲待着呢?

同时维克托也明白,如果不是斯大林的电话,研究所里的人谁也不会称赞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兰杰斯曼尽管有很高的才能,仍然会没有事干。

不过要知道,斯大林的电话也不是出自偶然,不是随心所欲、异想天开。要知道,斯大林就是国家,国家是不会随心所欲、异想天开的。

维克托以为,许多组织方面的事情,如招收新工作人员,做计划,定购仪器,召集会议,会占用他不少时间。但小汽车跑得很快,会议时间很短,开会也没有人迟到,他的意愿贯彻得很容易,上午最宝贵的时间他都可以用在实验室里。在这最重要的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人限制他,他可以想他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科学依然是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那位画家的情形。

谁也不敢侵犯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以前他可是最害怕这一点。“我真正自由了。”他惊讶地想。

维克托不知为什么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的议论,说军事工厂的原料、电力、机械都能及时得到供应,不存在拖沓问题。

维克托在心里说:“很明显,这种神话般的作风,这种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恰恰是官僚作风。为国家主要目的服务的事情,干起来就像开特别快车。官僚主义的力量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运动,又能加给运动非同寻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飞出地球引力范围之外。”

但是他现在不再常常想起在喀山的小屋里晚间的闲谈了,就是想起来心里也泰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也不是多么出众、多么聪明的人了。现在他不再老是担心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不再老是想到卡里莫夫害怕马季亚罗夫,马季亚罗夫害怕卡里莫夫了。

一切事情不知不觉似乎变成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维克托过的日子成为常规。维克托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以前过的日子似乎成了例外。维克托对以前那种日子渐渐生疏了。阿尔捷列夫的看法未必对吧?

以前他一走进人事处,看到杜宾科夫看他的目光,就要生气,就要发急。可是杜宾科夫现在却成了一个又热心又和善的人。

他打电话给维克托,常说:

“我是杜宾科夫,想麻烦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打扰您了吧?”

他本来觉得科甫琴科是一个两面三刀、心狠手辣、见到谁害谁的阴谋家,是奉行秘密的不成文规则、丝毫不顾工作真正实质的官僚。谁知,科甫琴科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他每天都要上维克托的实验室里走一走,十分平易近人,很有一副民主作风,常常和安娜·纳乌莫芙娜开开玩笑,见了人都要握手问好,有时和钳工、机械师们聊一聊,说他年轻时候就在车间里做过旋工。

维克托多年来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有一次他应邀上希沙科夫家吃饭,希沙科夫却原来是一个十分热情好客的人,还是一个美食家,又会说俏皮话和笑话,又有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更主要的,原来他还是维克托的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维克托在心里说。但是他当然也明白,他取得的不是最高的胜利,跟他有关系的人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不再阻碍他,而是帮助起他来,这决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天才或者别的什么本领征服了他们。

不过他总归是高兴的。他胜利了!

几乎每天晚上广播电台都要播送“最新消息”。苏军攻势不断扩展。维克托现在觉得,把自己生活的必然变化同战争的必然进程,同人民、军队、国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了。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能简单地嘲笑自己一心只想看到“这儿是斯大林,那儿也是斯大林,斯大林万岁”这种简单明了的情形。

本来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家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天天谈的也是干部的纯洁问题,天天用红笔批文件,对自己的老婆朗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连做梦也要梦到暂行条例和必守法令。

维克托却一下子又看到这些人带有人情味的另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战前他常常和妻子、儿子一起坐小船在乌拉尔的一些河上游玩。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黎明时候上河边去,露水亮晶晶的,河边的沙子凉丝丝的,把钓丝抖搂开来,河水还是郁郁的,毫无声息,等着你垂钓……真是人生莫大的乐事。等战争结束了,我吸收你参加钓鱼协会。”

科甫琴科有一次和维克托谈起儿科疾病。使维克托吃惊的是,他知道许多治疗佝偻病和咽峡炎的方法。原来,他除了有两个亲生的儿子以外,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给孩子治病。

甚至没有什么人情味的斯维琴也对维克托说起他搜集的一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的一九四一年冬天都没有冻死。

维克托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

当然维克托在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知道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化。他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会思考。

在这些日子里他想起克雷莫夫说的他的老同志巴格良诺夫的事。巴格良诺夫原是军事检察院的侦讯长,一九三七年被捕,在一九三九年短短的别里耶夫自由化时期从劳改营里放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说了说巴格良诺夫那天夜里怎样从车站径直来,到他家,穿着破衬衣、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释放证。那天夜里他说了不少热爱自由的话,同情所有劳改营里的人,准备今后做一个养蜂人和园林工作者。

但是,他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的腔调也渐渐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说了说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怎样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变化。不久,他的军装发还给他了,这个时期他的想法还是符合自由主义观点的,不过他已经不像丹东那样义正词严地揭露残酷的事了。

可是终于他的劳改营释放证换成了莫斯科的居民身份证。马上就可以感觉出他想踏上黑格尔的立场:“一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后来还了他住房,他说起话来就完全不同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判刑的人是犯了叛国罪。后来发还了他的勋章。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党龄。

恰好在这时候,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不快的事。巴格良诺夫就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有一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从停在苏联检察院门前的一辆小汽车里走出来,军装领子上添了两个菱形的领章。那天夜里他穿着破烂衣衫、揣着释放证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说许多人无辜被判刑,说使用暴力十分荒唐,这时候才过了八个月。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话,还以为他永远不再进检察院的大门了呢。”克雷莫夫冷笑说。

当然,维克托想起这件事,并且对娜佳和柳德米拉说了说,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对死于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态度丝毫没有变。他依然害怕斯大林的残酷。

一个维克托成为成功的弃儿还是幸运儿,人们的生活不会变化;死于集体化时期的人、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为某一个维克托得不得勋章和奖章,不会因为马林科夫召见他或者没有把他列入希沙科夫的邀请名单而复活。

这一切维克托十分理解,也牢牢记着。不过在这种理解和记忆中也出现了新东西……他常常对妻子说:

“有多少没出息的人呀!许多人多么怕挺起腰来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屈服,多么容易妥协,多么卑鄙可怜。”

他有一次甚至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契贝任:

“他过分热衷于旅游和爬山运动,正是他下意识地害怕生活的复杂性;他离开研究所,则是他有意识地害怕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还是有所变化的,他感觉出这一点,但却不明白,究竟变化的是什么。

五十四

维克托恢复上班之后,没有在实验室里碰到过索科洛夫。在维克托来上班之前两天,索科洛夫害了肺炎。

维克托听说,索科洛夫在害病之前和希沙科夫谈妥了自己的工作问题。索科洛夫被任命为一个新组建的实验室的主任。总之,索科洛夫还是一帆风顺的。

至于索科洛夫为什么要求所领导把他调出维克托的实验室,就连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维克托听说索科洛夫要离开,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倒是一想到和他见面,和他一起工作,就觉得沉重。如果见了面,他有什么眼神,索科洛夫看不到呀。当然,他无权像以前那样老是想着朋友的妻子。他无权思恋她。他无权和她秘密约会。

如果有人向他说起类似的事,他会感到十分愤慨。因为这是欺骗妻子!欺骗朋友!可是他还在思念她,盼望和她会面。

柳德米拉已经和玛利亚恢复了来往。她们先在电话里表白了很长时间,后来见了面,又哭又各自检讨,说自己太糊涂,不应该怀疑和不信任朋友。

天啊,生活多么复杂,多么难以理解呀!玛利亚,真诚而纯洁的玛利亚却没有以真情对待柳德米拉,昧了良心!不过她这样做是为了她对他的爱情!

现在维克托很少见到玛利亚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差不多都是柳德米拉对他说的。

他听说,索科洛夫因为在战前发表的著作,被推荐为斯大林奖金备选人。他听说,索科洛夫收到英国年轻的物理学家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听说,索科洛夫将在不久就要举行的科学院选举中被选为通讯院士。这一点是玛利亚对柳德米拉说的。他自己有时和玛利亚短时间见面,现在不谈索科洛夫了。

工作上的操心、会议、出差都不能消除他经常的苦闷,他时时盼望和她见面。柳德米拉对他说过好几次: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为什么对你这样反感。就连玛利亚也对我解释不清楚。”

要解释是很简单的,不过玛利亚当然不能认真地向柳德米拉解释。她对丈夫说了自己对维克托的感情,已经够受的了。

这种表白永远破坏了维克托与索科洛夫的关系。她已经向丈夫保证不再跟维克托相会。玛利亚哪怕对柳德米拉露出一句,他将会很长时间对她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在哪儿,她怎么样了。要知道,他们过去会面太少了,而且每次会面又是那样短暂!每次会面他们很少说话,只是手挽着手在街上走走,或者一声不响地在街心公园的凳子上坐坐。

在他遭遇挫折和倒霉的时候,她以特别敏锐的感情理解他所遭遇的一切。她能猜出他的思想,能猜出他的行动,甚至好像她事先能够知道他将遇到的一切。他心里越是痛苦,想见到她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越是迫切。他觉得,他今天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完全与充分的理解。似乎,有玛利亚和他在一起,他就很容易战胜自己的一切痛苦。他和她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在喀山有一天夜里他们说过话儿,在莫斯科他们在逍遥公园溜达过一次,有一次还在卡卢加大街的街心公园的凳子上坐了几分钟—说实在的,不过就是这些。而且这都是在过去。就算加上现在的事:他们通过几次电话,有几次他们在街上遇见,再加上这几次短时间的见面,他都没有对柳德米拉说。

但是他明白,他的过错和她的过错不能用他们暗地里在长凳子上坐的时间来衡量。他的过错不小:他爱她。为什么她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这样大的地盘?

他对妻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有一半真实。每一个举动,每一瞥目光,都不由得带上了虚假成分。他有时装做漫不经心地问柳德米拉:

“喂,怎么样,你的好朋友给你来电话了吗?她怎么样?索科洛夫身体好吗?”

他听说索科洛夫一帆风顺,十分高兴。但他高兴不是因为他对索科洛夫一片好心。而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只要索科洛夫一切顺利,玛利亚就可以不受良心责备了。

从柳德米拉口里打听索科洛夫和玛利亚的情形,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这对于柳德米拉,对于玛利亚,对于他,都是一种污辱。

但是,他在和柳德米拉谈到托里亚,谈到娜佳,谈到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时候,也是真话中夹杂着假话,到处有虚假。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他对玛利亚的感情,的的确确是他心灵、思想、心意的真实情形。为什么这种真实却产生了这么多的虚假?他知道,他一旦抛开这种感情,就会使柳德米拉,使玛利亚,使自己摆脱虚假。但是,就在他觉得应该抛开他无权享受的爱情的时刻,却有一种不安分的感情,害怕痛苦,搅乱思想,一个劲儿地劝他:“这种虚假并不是那么可怕,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痛苦比虚假可怕得多呢。”

有时他觉得,他会有力量、有狠心和柳德米拉离婚,拆散索科洛夫的家庭,这时他的感情就推动着他,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欺骗他的思想:

“要知道,虚假是顶要不得的,还不如和柳德米拉离婚,只要不再对她说假话,也可以不再让玛利亚说假话。虚假比痛苦更可怕!”

他没有觉察,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他的感情的驯顺的奴仆,感情在牵着思想走,要想走出这转来转去的圈子只有一条出路:忍痛斩断情丝,牺牲自己,而不是牺牲别人。

他对这一切想得越多,越是理不出头绪。他对玛利亚的爱情竟不是他生活中的真情,而造成他生活中的虚假,这怎么能理解,怎么能弄清楚!去年夏天他和标致的尼娜有一段浪漫史,那不是中学生的浪漫史。他和尼娜不仅是在街心公园里散散步。但是,背叛的感觉、家庭不幸的感觉、对不起柳德米拉的感觉,他却是现在才有。

他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很多心思、精力和激情,看起来,普朗克创立量子论花费的力气也不会少。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他只是因为受挫折和倒霉,才产生了这种爱情……若非如此,他不会有这样的感情……

但是他现在功成名就了,希望看到玛利亚的心情却没有减弱。

她是一种特殊气质的女子,不爱金钱、荣华和权势。她一直希望和他共度灾难、痛苦和穷困……于是他担心起来:现在他一切好转了,她会不会不再理睬他呢?

他明白,玛利亚把索科洛夫奉若神明。就这一点也使他十分难受。

也许,叶尼娅说的话是对的。像这种第二次爱情,是婚后生活多年之后产生的,它确实是精神维生素缺乏的结果。就比如老牛很喜欢舔盐,因为牛一年到头在青草、干草和树叶中找不到盐。这种精神饥饿渐渐增长,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啊,他可是知道自己的精神饥饿是什么滋味……玛利亚和柳德米拉太不一样了。

他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维克托没有注意到,一些想法不是出自理智,决定他的行动的不是这些想法的正确与否。他已经不受理智的支配。他看不到玛利亚,就觉得痛苦;一想到可以见到她,就觉得幸福。

有时他想象他们会在一起永不分离,就觉得无限幸福,为什么他想到索科洛夫,不觉得良心有愧?他为什么不觉得羞惭?

是的,有什么羞惭的?不过只是在逍遥公园里走了走,在长凳上坐了坐。

啊,为什么要在长凳上坐呀!他还想和柳德米拉离婚,他还想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爱他的妻子,他想把她夺过来。

他想起他和柳德米拉的生活中一切不好的事情。他想起柳德米拉对他的妈妈怎样不好。他想起柳德米拉不让他从劳改营回来的堂兄在家里过夜。他想起她的冷酷、粗暴、执拗、无情。

他一想起这些不好的地方,就心狠起来。要干冷酷的事,只要心狠就行。不过柳德米拉和他过了一辈子,一直和他同甘苦,共患难。柳德米拉已经白了头发。她受过许多苦。难道她光是不好的吗?要知道,多少年来他一直因为有她而感到自豪,喜欢她的正直和诚实。是的,是的,他是曾经打算干冷酷的事。

早晨,维克托正准备上班的时候,想起不久前叶尼娅来过,就想道:“叶尼娅走了,上古比雪夫去了,这样倒是好。”他想到这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就在这时候柳德米拉说:

“在我们家坐牢的人当中,又增加了一个克雷莫夫。好在叶尼娅现在不在莫斯科。”

他本想责备她说这种话,但是忽然想起刚才自己所想的,就没有作声,因为他觉得,如果责备她,他就太虚伪了。

“契贝任给你来过电话。”柳德米拉说。

他看了看表。

“晚上我早点儿回来,再给他打电话吧。另外,可能我又要乘飞机上乌拉尔去。”

“要去很久吗?”

“不。只待两三天。”

他急着要走,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他的研究很重要,许多事情很重要,都是国家的事情,但他个人的思想似乎被反比例定律支配着,是渺小、卑微、微不足道的。

叶尼娅临走的时候,请求姐姐常到库兹涅茨桥去看看,送给克雷莫夫二百卢布。

“柳德米拉,”他说,“你应该把叶尼娅叫你转交的钱送去了,可能你已经错过了接待日期。”

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在为克雷莫夫和叶尼娅操心。他说这话,是因为他想到,柳德米拉这样不重视所托,可能会促使叶尼娅很快地再上莫斯科来。叶尼娅再来莫斯科,就要开始写申诉书,写信,打电话,把维克托的家变成在监狱和检察院活动的基地。

维克托明白,这些想法不仅是渺小、卑微的,也是可鄙的。他想到这里,感到不好意思,就连忙说:

“你给叶尼娅写封信,就说你和我都请她上莫斯科来。也许,她现在很需要上莫斯科来,可是没有邀请,她不好意思来。你听见吗,柳德米拉?马上就给她写!”

他说过这话之后,感到轻松了,但是他又知道,他说这番话为的是自我安慰……说来实在奇怪。当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没人理睬,又怕房管员又怕票证处的姑娘的时候,他的头脑里想的是人生、真理、自由、上帝……那时候谁也不需要他,电话铃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响,熟人在街上碰见都不和他打招呼。可是现在,当几十个人在等着他,又给他写信,又给他打电话,小汽车的喇叭在窗外轻轻响着的时候,他却再也摆脱不了一些空泛无聊的想法、卑微的烦恼、庸人的担心。不是担心说错了话,就是担心笑得不是地方,总是有一些微乎其微、庸俗无聊的想法伴随着他。

在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他今后可以完全不必害怕了。可是结果他还是在害怕,只是这害怕不同了,不再是平民的害怕,而是贵族的了—可以坐汽车,可以往克里姆林宫打电话,但害怕还是害怕。

对别人的学术成就抱嫉妒的、运动员式的态度—原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变成很自然的事了。他在担心:别人会不会超过他,会不会纠正他的错误?

他不太愿意和契贝任交谈,似乎没有力量进行长久的、花费力气的谈话。他还是把科学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想象得太简单。因为他确实是自由的嘛:现在谁也不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是学究式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了。现在谁也不敢扼杀他的理论体系了。国家需要物理学理论。现在这一点希沙科夫明白了,巴季因也明白了。为了让马尔科夫在试验方面,让科契库罗夫在实践方面表现出他们的本事,就需要有理论家做后台。在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明白了这一点。怎么向契贝任解释,是斯大林的电话使他在研究中得到了自由呢?可是他为什么对于柳德米拉的缺点不能容忍了呢?可是他为什么对待希沙科夫这样和善呢?

他现在很喜欢马尔科夫。领导人的私事,一些秘密的和半秘密的情况,一些无伤大雅的手腕和非同儿戏的阴谋诡计,是否被邀参加主席团而引起的喜悦或懊恼,有谁进入某些特别名单或者在名单中没有名字—他对这一切都有了兴趣,他的的确确关心起这些事。

也许,他现在宁愿花一个晚上和马尔科夫闲扯,也不愿像在喀山那样和马季亚罗夫认真探讨。

马尔科夫极善于发现一些人的可笑之处,毫无恶意地同时又十分辛辣地嘲笑一些人的弱点。他具有文学才能,同时又是一流的科学家,也许,他是国内最有才华的物理试验工作者。

维克托已经穿好大衣,柳德米拉说:

“玛利亚昨天来过电话。”

他很快地问:

“什么事?”

显然,他的脸色都变了。

“你怎么啦?”柳德米拉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他说着,从走廊回到房间里。

“说实在的,我也不明白,究竟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大概是科甫琴科往他们家里打过电话。总而言之,她还和以往一样替你担心,怕你又惹出什么事儿。”

“究竟怎么一回事儿?”他焦急地问道。“我真不明白。”

“我不是说了嘛,我也不明白。看样子,她是觉得在电话里说起来不方便。”

“好吧,那你就再说一遍。”他说着,解开大衣,坐到门口的一张椅子上。

柳德米拉看着他,摇了摇头。他觉得,她的眼睛带着责难和伤心的神情看着他。她好像证实他这种感觉,说:

“瞧,维克托,你说早晨给契贝任打个电话都没有时间,可是一听说玛利亚,就有时间听了……甚至还走了回来。已经不早啦。”

他侧着眼睛朝上看了看她,说:

“是的,我要迟到了。”

他走到妻子跟前,握住她的手亲了亲。她抚摩了几下他的后脑勺,轻轻地理了理他的头发。

“瞧,现在玛利亚多么重要,多么叫人感兴趣,”柳德米拉小声说,又凄然笑了笑,说,“还说她分不清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呢。”

他看了看:她的眼睛湿润了,他觉得她的嘴唇好像也在哆嗦。

他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摊,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看。

她脸上的表情使他吃了一惊。他一面下楼一面想,如果他和柳德米拉离了婚,今后再也不见面了,那么,她脸上这种表情,这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感人,为他也为自己羞臊的表情,将永远不会从他的脑海里消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明白,这几分钟里发生了十分重要的事,妻子让他知道,她看出了他对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的爱情,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还知道一点。他看到玛利亚,就觉得幸福,如果他觉得他再也看不到她了,他就连气也不能喘了。

等维克托的汽车渐渐来到研究所,希沙科夫的小汽车也跟了上来,两部小汽车几乎同时在大门口停下来。

他们并肩在走廊里走着,就像刚才他们的汽车并排行驶一样。希沙科夫挽住维克托的胳膊,问道:

“就是说,您要乘飞机外出吗?”

维克托回答说:

“看样子,要出去一趟。”

“很快咱们就要永远分手了。您现在相当于一位国家元首了。”希沙科夫开玩笑说。

维克托忽然想:

“如果我问他,您爱过别人的妻子吗,他会说什么?”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希沙科夫说,“您是否得便,在两点左右上我这儿来一下?”

“到两点钟我就没有事了。遵命。”

这一天他工作很不顺利。

在实验厅里,马尔科夫不穿外衣,挽着衬衣袖子,走到维克托跟前,很起劲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如果您有时间,等会儿我上您的办公室去。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和你说说。”

“我在两点钟要到希沙科夫那儿去,”维克托说,“您迟一点儿来吧。我也有一点儿事要和您说说。”

“您在两点钟要上希沙科夫那儿去吗?”马尔科夫反问一句,又沉思了一会儿,说:“可能我猜到了,他要找您干什么。”

五十五

希沙科夫一看到维克托,就说:

“我已经想打电话给您,提醒您呢。”

维克托看了看表。

“我觉得,我没有迟到呀。”

希沙科夫站在他面前,又肥又大,穿着讲究的灰色西服,满头银发的大脑袋。但是维克托觉得希沙科夫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冷淡和倨傲的神气了,这是一个读了大仲马和里德的不少小说的小孩子的眼睛。

“亲爱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今天我请您来,有一件特别的事,”希沙科夫笑着说,并且拉住维克托的手,把他拉到椅子跟前,“是一件很重大的、不太愉快的事。”

“站着谈吧,天天坐得太多了。”维克托说着,用烦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位肥大院士的办公室。

“咱们就来谈谈不愉快的事吧。”

“是这样的,”希沙科夫说,“在国外,主要是在英国,发动了一场卑鄙的运动。我们担负着战争的主要重担,可是英国的科学家们并不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却展开了一场极其奇怪的运动,煽动敌视我们国家的情绪。”

他看了看维克托的眼睛,维克托知道那是一种毫无掩饰的、直露的目光,那是有些人要做坏事时的目光。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说,“可是,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一场诽谤运动,”希沙科夫说,“他们公布了一份据说是我国被杀害的科学家和作家的名单,报道了因为政治问题被镇压者的离奇数字。他们怀着不可理解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告人的用心,想推翻经过侦查和判定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夫医生害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罪行。这一切都发表在接近政府人士的一家报纸上。”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一连说了三遍,“还有什么吗?”

“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提到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组织了一个保护他的委员会。”

“希沙科夫同志,”维克托说,“可是,切特韦里科夫确实被捕了呀。”

希沙科夫耸了耸肩膀。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知道,我没有过问过保安机关的工作。不过,如果他确实被捕了,那显然是因为他犯了罪。你和我总是没有被捕呀。”

这时候巴季因和科甫琴科走进办公室。维克托明白,希沙科夫是在等他们,显然事先他已经和他们商量过了。他甚至没有对刚进来的两个人解释正在谈的是什么,只是说“请吧,请吧,两位同志,请坐”,就又接着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些无稽之谈又传到了美国,刊登到《纽约时报》上,这自然引起苏联知识界的愤慨。”

“当然啦,不可能不愤慨。”科甫琴科用十分亲切的目光看着维克托的眼睛,说。

他那栗色眼睛的眼神是那样亲热,以至于维克托很自然地产生的一种想法也说不出口了:“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看不到《纽约时报》,怎么会愤慨呢?”

维克托耸了耸肩膀,嗯了两声,这些动作可以被理解为他赞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的说法。

“很自然,”希沙科夫说,“在我们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愿望,对这种卑鄙的诽谤给予应有的回击。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

“哼,你什么也没有起草,是别人起草的。”维克托在心里说。

希沙科夫又说:

“这份文件是用书信的形式。”

这时巴季因小声说:

“我看过这份文件,写得很好,写的都是应该说的话。签名的人不要多,应该是我国最大的一些科学家,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名望的。”

维克托一听到希沙科夫开头的几句话,就明白了谈话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希沙科夫究竟要他干什么: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写文章,还是参与发表声明?现在他明白了:要他在公开信上签名。

恶心的感觉向他袭来。他像在那一次要他检讨的会议之前那样,又感觉到自己的可怜而卑贱的实质。

有几百万吨岩石就要朝他的头上压下来……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呀!维克托立即想起《真理报》上报道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控诉这位老医生进行肮脏活动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报纸刊登的事就成了事实。显然,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书,使人们养成了对俄罗斯文字几乎奉若神明的态度。但是终于有一天,维克托清清楚楚看出来,报纸在说谎,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受到了诽谤。

过了不久,普列特尼奥夫和克里姆林医院的著名内科医生列文就被捕,并且供认害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

三个人都望着维克托。他们的目光是亲切、和蔼、充满信心的。他是自己人嘛。希沙科夫已经像兄弟般地承认了他的著作的伟大意义。科甫琴科也把他看得很高。巴季因的眼睛好像在说:“是的,我对您做的事情原来是很反感的。但是我错了。我不懂。党已经纠正了我的错误。”科甫琴科打开红色公文夹,把打字机打好的公开信递给维克托。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应该告诉您,英国人和美国人发动的这场运动,是直接为法西斯效劳的。可能这是第五纵队的间谍策动的。”

巴季因插话说:

“干吗还要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进行宣传?他和咱们都一样,有一颗苏联爱国者的心。”

“当然,”希沙科夫说,“正是这样。”

“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科甫琴科说。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说。

最奇怪的是,这几个人不久前对他又鄙视又不放心,现在却对他又信任又亲热,这种信任和亲热显然极其自然,而且他虽然一直记着他们对他的残酷,却很自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友好感情。

就是这种友情和信任束缚着他,剥夺了他的力量。

假如他们大声呵斥他,用脚踢他,打他,也许他会大吼起来,会刚强些的……

斯大林和他通过电话。现在和他坐在一起的几个人都记得这一点。

可是,天啊,他们要他签名的这封信多么可怕呀。这封信关系到多么可怕的事呀。

他实在无法相信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列文大夫会杀害伟大的高尔基。他妈妈来莫斯科的时候找列文看过病,柳德米拉更是常常在他那儿治病,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细心、很和善的人。诬陷这样两位医生的人,有多么残忍?

这种诬陷是中世纪黑暗的再现。医生竟成了杀人犯!医生竟害死伟大的作家,害死最后一位俄罗斯文学大师。谁需要这种血腥的诬陷?这是迫害异己,是宗教审判的火堆,就像杀害异教徒,又是烟,又是恶臭,像烧开的焦油。这一切怎么能和列宁,和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呢?

他拿起公开信的第一页。

希沙科夫问他,站着是不是舒服,光线行不行,是不是坐到椅子上?不用,不用,很舒服,谢谢。他看得很慢。把一个一个的字塞进脑子,脑子却不能吸收,就像要把沙子塞进苹果里。他看到:

“你们袒护人类的败类和不肖之徒、玷辱了崇高的医生称号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是在助长法西斯仇恨人类的思想。”

他又看到:

“苏联人民英勇地在同法西斯进行战斗,是法西斯在用新的形式推行中世纪的迫害异己、民族大洗劫、宗教审判的火刑、刑讯和拷打。”

我的天啊,怎么能不叫人发疯呀。

他又往下看:

“我们的子弟在斯大林格勒流的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你们却有意无意地在袒护第五纵队的间谍……”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人民和政府的无比爱护和关怀,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们在这儿说话,不妨碍您吧?”

“不,不,没关系。”维克托说。他心里想:“有些人很幸运,或者能够开开玩笑把事情敷衍过去,或者这会儿正在别墅里度假,或者在生病,或者……”

科甫琴科说:

“我听说,斯大林同志知道这封信,很赞成我们科学家的这一行动。”

“所以才要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签名呢……”巴季因说。

维克托感到苦恼,感到厌恶,感到自己就要屈服。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

人是多么奇怪、多么令人吃惊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甜饼和冰糖。

如果有一只手抚摩你的头,拍你的肩膀,那手就成了无敌的手,你再也无力把它推开。

胡说,为什么要诬蔑自己?他要甜饼和冰糖干什么?他对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一直很平淡。他的见解、他的著作、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成为有用的、可贵的。这确实就是幸福!

而且,说实在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他们都在预审中承认了呀。他们在法庭上也供认了。他们已经承认害死了伟大的作家,怎么能相信他们无罪?

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名吗?那就是同情杀害高尔基的凶手!不,不可能。怀疑他们招供的真实性吗?就是说,那是强迫的!可是强迫一个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承认自己是雇佣的杀人凶手并因而换得死刑和可耻的名声,只有用拷打的办法。然而,这样的怀疑,即使有一丝一毫,那也是神经错乱。

不过,在这种卑劣的信上签名,那是令人厌恶,令人作呕的。在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些话和对这些话的回答……

“同志们,我有病,我的冠状动脉痉挛。”

“胡说,想借口生病来逃避呢,您脸上的气色挺好嘛。”

“同志们,干吗要我签名,我只是在很小的专家圈子里有些名气,国外很少有人知道我。”

“胡说!(听到这个“胡说”十分快活)都知道您,还不光是知道呢!而且没有您的签名,这信就没有意义,也无法让斯大林同志看,他会问:为什么没有施特鲁姆的签名?”

“同志们,我直截了当对你们说吧,我觉得某些说法不够妥当,会给我们整个科学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请,请您提出具体意见,我们很高兴修改您认为不妥当的说法。”

“同志们,要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你们在这儿写的: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人民的敌人、作家皮利尼亚克,人民的敌人瓦维洛夫院士,人民的敌人、演员梅耶霍德……不过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数学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有些人认为我精神失常,因为我研究的领域太抽象。说实在的,我是不够格的,最好还是不提这些人吧,因为这些事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要客气吧。您十分善于分析政治问题,您的逻辑性很强,您该记得,有多少次您说到政治方面的问题,说得何等深刻呀。”

“啊,天呀!你们要知道,我还有良心呀,我很痛心,我很难过,再说,也不是非我不可,为什么非要我签名不行,我太痛苦了,让我的良心享受一点儿安宁吧。”

可是马上又变得软弱无力,不由自主,出现了喂饱了和受宠的牲畜那种驯顺的感情,怕生活又受到新的摧残,怕又一次担惊受怕。

这是怎么回事儿?又要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对立面?又要冷清孤单?应该认真对待生活了。他已经得到连想也不敢想的东西。他现在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受到无比的关怀与照顾。而且他也没有祈求,没有检讨。他是胜利者!他还要什么呢?斯大林都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呀!

“同志们,这事关系重大,我希望多少想一想,最好等明天再决定。”他又在心中说。

他马上又想象到:这样他会一夜不眠,痛苦,焦虑,犹豫不决,突然下决心,又因为下了决心而害怕,又犹豫不决,又下决心。这一切折腾起人来,就像凶恶、无情的疟疾。是他自己要把这种折磨延长若干小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吧。

他掏出自来水笔。

他马上看出来,希沙科夫看到他这个顶不随和的人今天这样随和,都惊愕得发了呆。

整整一天维克托没有进行研究。谁也没打搅他,谁也没给他打电话。是他自己不能进行研究。他不能进行研究,是因为这一天他觉得研究工作枯燥、空洞、毫无意思。

有哪些人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契贝任签名吗?约费签过名吗?克雷洛夫是否签过名?曼德尔施塔姆呢?他真想躲到什么人背后去。不过,拒绝签名是不可能的。那就等于自杀。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也可以拒绝嘛。不,不,都有道理。因为谁也没有威胁他。如果他是因为像畜生一样害怕而签了名,那倒是轻松些。可是他签名不是因为害怕呀。是因为有一种愚昧、令人恶心的驯顺感情。

维克托把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请她明天把新设备上进行的试验的一组胶片洗出来。

她记下来了,却依然坐着没有走。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以前认为,言语是表达不出心情的,可是现在我想说说:您可明白,您的所作所为对于我和其他一些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对于人们来说,比一切伟大的发明都重要。就因为您活在世界上,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幸福。您可知道,钳工们、清洁工和门卫人员是怎么说您的?都说您是一个正派人。我多次想上您家里去,可是我怕。您要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一想到您,心里就觉得轻松,觉得安宁。谢谢您,就因为有您。您是人!”

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她就很快地走出了办公室。他想跑到街上去,狂跑,狂叫……因为他太痛心,太羞愧。不过,痛心和羞愧还不止这些,这只是开头。快到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

“您听出来了吗?”

天啊,还问他是不是听出来呢。不仅是耳朵,就连握着话筒、顿时紧张起来的手指头也听出这声音了。这是玛利亚又在他最难受的时刻出现了。

“我是在公用电话亭子里打电话,声音很不清楚,”玛利亚说,“我丈夫身体好些了,我现在时间多一些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八点钟还上那个街心公园来。”

她忽然说:

“我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我真替您担心呀。有人带着一封公开信上我家来,噢,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我相信,这是您,是您的刚强帮助我丈夫顶住了,我们一切都还平平安安。可是我马上想到,您这一下子要惹出麻烦来了。您性格那样倔强,有时候别人会碰一个疙瘩,您就会碰得粉身碎骨。”

他挂起话筒,用两手把脸捂住。他已经明白自己处境之可怕:今天不是敌人在残酷地折磨他。是亲近的一些人在折磨他,用的刑具是他们对他的无比信任。

他回到家里,连大衣也没有脱,就给契贝任打电话。柳德米拉站在他面前,他在拨契贝任家的电话号码,他相信,断然相信,他的朋友和老师也会因为喜欢他,使他受到无情的创伤。他急急匆匆,甚至来不及对柳德米拉说说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事。天啊,柳德米拉的头发白得多么快呀。是的,是的,真不应该,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好消息不少,都看到战报,”契贝任说,“不过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噢,今天我和几位可敬的人士吵了一场。您可听说一封什么公开信了吗?”

维克托舔了舔发燥的嘴唇,说:

“是的,听说一点点儿。”

“好啦,好啦,我明白,这种事儿不好在电话里说,等您回来之后,咱们见了面再说说吧。”契贝任说。

嗯,好吧,好吧,不过,还有娜佳,她马上也要回来了。天啊,天啊,他干的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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