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9）
四十一
叶尼娅走了，维克托家里只剩下一片忧伤气氛。
维克托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书桌旁，一连几天不出家门。他很害怕，似乎到街上他就会遇到特别使人不快的、敌视他的人，会看到他们那杀气腾腾的眼睛。
电话铃完全哑了，如果两三天中有一次电话铃响，柳德米拉就说：
“这是找娜佳的。”
确实不错，是打给娜佳的。
维克托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他的事情的严重性的。最初几天他甚至感到很轻松，因为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置身于他心爱的书中，看不到那些不怀好意的、阴沉的眼睛。
但是家里的安静很快就使他难受起来，这种安静不仅使他苦恼，而且使他惶惶不安。实验室里怎么样了？研究进行得怎样？马尔科夫在干什么？他一想到实验室里正需要他，他却坐在家里，就觉得十分着急。但是，反过来想，想到实验室里没有他照样很好地在干着，他也十分难受。
柳德米拉在街上遇到疏散中的女友斯托伊尼科娃，是在科学院机关工作的。她对柳德米拉详细地说了说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情形，因为她自始至终担任会议记录。
最主要的是，索科洛夫没有发言！他没有发言，尽管希沙科夫对他说：“索科洛夫同志，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和施特鲁姆在一起工作多年。”他回答说，夜里他的心脏病发作过，说话很困难。
但是很奇怪，维克托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丝毫感到高兴。
代表实验室发言的是马尔科夫。他说话比别人有分寸，不说是政治问题，主要是说维克托的脾气不好，甚至还提到他的才气。
“他不能不发言，他是党员嘛，不发言不行，”维克托说，“不能怪他。”
但是大多数发言都是很可怕的。科甫琴科似乎把维克托说成是骗子和坏蛋。他说：“这个施特鲁姆不来开会，太不像话了，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和他说话，看样子，他就希望这样。”
白发苍苍的普拉索洛夫，就是曾经把维克托的著作与列别杰夫的著作相提并论的那位，说：“某些人围绕着施特鲁姆的可疑的空论，发动了一场无耻的叫嚣。”
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的发言也很恶劣。他说，他曾经过高估计维克托的著作，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并且暗示说维克托有民族偏执性，说，在政治上糊涂的人在科学上必然也糊涂。
斯维琴把维克托称作“可敬的”，并且援引了维克托说过的话，即：物理学是统一的，不分美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苏联物理学。
“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维克托说，“不过在会上引用私人之间说的话，就等于告密。”
使维克托吃惊的是，皮敏诺夫也在会上发了言，虽然他已经和研究所没有关系，没有人迫使他发言。他检讨说，他过高地估价了维克托的著作，而没有看到著作的缺陷。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因为皮敏诺夫说过，维克托的著作挑起他祈祷的心情，说他能够有助于这一著作的出现，感到无限幸福。
希沙科夫说的不多。研究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提出决议方案。决议是很严厉的，要求院部清除腐烂部分，保护健康的集体。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决议中只字不提维克托·施特鲁姆的科学成就。
“总归索科洛夫的表现还是十分正派的。可是究竟为什么玛利亚不和咱们来往了呢，难道他这样害怕吗？”柳德米拉说。
维克托什么也没有说。
真奇怪！他没有生任何人的气，虽然他没有耶稣那样宽恕一切的度量。他没有生希沙科夫的气，也没有生皮敏诺夫的气。他也不恼恨斯维琴、古列维奇、科甫琴科。只有一个人使他十分生气，使他气得难受，气得发胀，他一想到他，就浑身发热，连气也喘不过来。似乎一切反对维克托的残酷无情、不公正的事都是来自索科洛夫。索科洛夫怎么能不准玛利亚上维克托家里来！多么胆怯，多么无情，多么卑鄙，多么下贱！
但是他却不敢对自己承认，他所以这样懊恼，不仅是认为索科洛夫对不起他，也因为他暗暗感觉到自己也对不起索科洛夫。
现在柳德米拉常常谈起生活方面的事。
多余的住房面积、房管所要的工资证明、食品供应卡、划定供应的新食品店、新的季度的限额供应卡、过期的身份证和换身份证时必须出具的机关证明—这一切都是柳德米拉日日夜夜操心的事。还有，到哪儿去弄钱来过日子？
以前维克托常常很带劲儿地开玩笑：“我要研究研究家庭的理论问题，成立一个家庭实验室。”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好笑的了。他这个科学院通讯院士拿到的津贴勉强可以偿付住房、别墅租金和水电煤气费。况且，他充满了孤独感。
可是，总得过日子。
到高等学校去教书，他也不行了。一个在政治上有污点的人不能再接触青年人了。
上哪儿去呢？他因为在科学界有相当的地位，也无法去做卑微的工作。任何一个干部见到一个科学博士要干技术编辑或中学物理教员，都会“啊嘿”一声，不给办手续。
当他一想到自己的研究完了，想到自己的穷困，想到受人支配、受人欺凌，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就在心里想：“还不如快点儿坐监狱呢。”可是那样柳德米拉和娜佳就没有人管了。她们还要过日子。还说什么上别墅采草莓来卖呀！人家就要把别墅收回了。因为到五月里就要办理续租手续了。别墅不是科学院的，而是政府部门的。他因为马虎没有及时交租金，本想把拖欠的租金和上半年的预付金一把交齐。一个月之前这点儿钱在他算不了什么的，现在这数目就使他觉得可怕了。
上哪儿去弄钱？娜佳还需要一件大衣呢。
去借债？可是，没有还债的指望，不能借债。
变卖东西？可是，在战争时期谁又买瓷器，买钢琴？而且也舍不得，柳德米拉很喜欢她收藏的瓷器之类，就连现在，托里亚牺牲之后，她有时还欣赏欣赏这些东西。
他常常想，还不如上兵役局去，放弃科学院的免征权，去要求当一名士兵，上前线去。
他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平静下来。
可是接着又出现了焦虑和痛苦的想法。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过呢？去教书？把房子交出去？他马上就想到房管所和民警。夜间搜捕，罚款，记录。房屋管理员、地段民警督察、区房产科监察、人事处女秘书，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些人有多么厉害，多么威风，多么了不起。一个失去依靠的人，会感到连坐在票证科的小姑娘都是一种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维克托在整个一天里都觉得恐惧，无能为力，绝望。但是他的心情不是始终一样的，不是毫无变化的。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恐惧，不同的苦恼。早晨起来，刚刚出了暖和的被窝，当窗外还是寒冷而朦胧的晨曦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孩子遇到巨大的力量袭来，感到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很想钻回被窝里，蜷起身子，皱紧眉头，一动不动。
上午，他思念他的研究工作，特别想上研究所去。这时他觉得自己成了没有人要的人，成了无用、无能的人。
似乎国家一发怒，不仅能够剥夺他的自由、他的安宁，而且能够剥夺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自信心，把他变成一个又呆、又笨、又灰沉的人。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有了精神，高兴起来。可是一吃过午饭就苦恼起来，愚钝，沉闷，什么也不想。
等到暮色渐浓，恐怖也随之渐强。他现在很怕黑暗，就像石器时代的野人进入了黑沉沉的密林。恐怖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厉害……维克托思前想后，往事今朝一齐涌来。残酷无情、不肯饶人的死神在窗外黑暗中等待着。外面就会响起汽车声，马上就会响起门铃声，房子里马上就会响起皮靴声。无处躲藏。突然，又来了一种发狠又痛快的冷漠心情，一切都无所谓了！
维克托对柳德米拉说：
“沙皇时代那些叛乱的贵族倒是快活。失宠之后就坐上马车，离开京城，到奔萨的领地上去！在那儿可以打猎，可以在农村寻欢作乐，有邻居，有花园，写写回忆录。可是，你们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试试看：两个星期的审查和鉴定往密封的档案袋里一装，想打扫院子都没有人要你。”
“维克托，”柳德米拉说，“咱们能过得去！我可以缝衣服，在家里给人家做活儿，可以绣手帕，还可以去做试验员。可以养活你。”
他吻了吻她的手。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脸上出现了负疚和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里出现了诉苦和祈求的神情……维克托在房间里踱着，小声唱着古老的情歌：
……他孤单单，无人相伴……
娜佳听说爸爸想当志愿兵上前线，说：
“我有一个女同学叫托尼娅·科干，她爸爸当了志愿兵。他是古希腊学科的专家，进了奔萨的一个预备团，分派他在那儿打扫厕所。有一天连长来上厕所，他因为近视把脏东西扫到连长身上，连长照他的耳朵打了一拳，把鼓膜都打破了。”
“那有什么，”维克托说，“我不把脏东西扫到连长身上就是了。”
现在维克托跟娜佳说话，就和跟大人说话一样了。他对女儿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近来她一放了学就马上回家，这使他很感动，他认为这是她不希望让他担心。和爸爸说话的时候，她那一向带有讥笑神气的眼睛里出现了新的神气—严肃而温柔的神气。
有一天晚上，他穿起大衣，朝研究所走去。他很想朝自己的实验室的窗户里看看：里面的电灯是不是亮着，是不是有人在上夜班，也许，马尔科夫已经完成设备安装了吧？但是他没有走到研究所，怕碰见熟人，便拐进一条巷子，拐弯朝家里走。巷子里很黑，空荡荡的。他忽然感到十分幸福。雪花，夜晚的天空，寒冷的新鲜空气，脚步声，黑郁郁的枝丛，木头小房窗户里透过伪装窗帘射出来的细细的一缕灯光—这一切都十分美好。他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他在安静的小巷里走着，谁也看不到他。他还活着，他还是自由的。他还要什么，幻想什么呢？他来到家门口，幸福感就消失了。
起初几天，他紧张地等着玛利亚到来。一天天过去，玛利亚没有给他来过电话。他的研究，他的名声，他的安宁，他的自信心，一切都被剥夺了。难道也把他最后的庇护所—爱情，夺走了吗？
有时他灰心绝望，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好像他看不见她就没法活下去。有时他嘟哝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有什么。”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现在谁还喜欢我呀？”
可是在他绝望的深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光明点—就是他和玛利亚保持着心灵的纯洁。他们很痛苦，但是没有给别人造成痛苦。但是他明白，他的一切想法，哲学上的想法，平静的想法，恼恨的想法，都不能回答他心中出现的问题。
他生玛利亚的气，他嘲笑自己，他悲伤地听天由命，他想着对柳德米拉的责任，想着如何对得起良心—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战胜他的绝望。每当他想起她的眼睛、她的声音，他就苦恼得不得了。难道他再也看不到她了？
当他感到分手不可避免，感到失落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不顾内心的羞愧，对柳德米拉说：
“你知道，我一直在担心马季亚罗夫，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不知道是不是有他的消息。你打电话问问玛利亚，好吗？”
最奇怪的也许是他还在继续进行研究。他研究是在研究，可是苦恼、不安、痛苦并没有停息。研究不能帮助他战胜苦恼和恐惧，研究没有成为他的精神良药，他并非希望通过研究忘却难受的念头，忘却心灵的绝望。研究比药物的力量更强大。他还在研究，因为他不能不研究。
四十二
柳德米拉对维克托说，她遇到房管员，他请维克托上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就猜因为什么要叫他去。因为住房面积超标？换身份证？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报告了叶尼娅没有登记就在这里住过？
“你当时就该问一下，”维克托说，“那样咱们就用不着在这里费脑筋了。”
“是的，当时应该问，”柳德米拉也说，“可是我慌了，因为他说，叫你丈夫上午来吧，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
“啊，天呀，他们已经全知道了。”
“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都在看着嘛。有什么奇怪的？”
“是的，是的。你可记得，战前来过一个年轻人，带着红红的小本子，要你向他报告，有谁上邻居家来过？”
“我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我不客气地大声骂了他一句，他只在门口说了一句‘我以为你很有觉悟呢’，就走了。”
这件事柳德米拉说过很多遍。他平时听她说的时候，总要插话，为的是让她说简单些，可是现在他一再要求她说说详细情形，再不催她。
“你听我说，”柳德米拉说，“也许，是因为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
“我认为不是。如果是那样，就不会单单叫我去，也应该叫你去。”
“也许，是要你签什么字？”柳德米拉犹犹豫豫地说。
他的心绪异常阴沉。他一直想着他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谈的话，他说的话太危险了。他想起在大学里的时候，那时候他说话太随便了。他和米佳争论过，和克雷莫夫争论过，虽然有时他也赞成克雷莫夫的观点。可是他这一生从来没有敌视过党，敌视过苏维埃政权。忽然他想起他在某地、某时说过的一些特别尖锐的话，不觉浑身都凉了。可是克雷莫夫这个坚定的、坚持思想原则的共产党员，这个狂热的信徒，从来不怀疑什么的，却被逮捕了。他和马季亚罗夫、和卡里莫夫说过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话，又会怎样呢？多么奇怪呀！
通常一到傍晚，黑暗渐渐来临的时候，他就战战兢兢地想到可能要逮捕他，而且恐惧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受不了。但是等到他觉得完蛋已成了定局，他就一下子快活起来，轻松起来！哼，去他的吧！
一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得到的不公正待遇，似乎他就要发疯了。但是当他一想到他又笨又蠢，想到他的研究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粗野、无味的嘲弄，思想不再是思想，而成为一种活着的感觉时，他就愉快起来。
现在他甚至根本不再考虑检讨自己的错误。他是渺小可怜的，是无知的，检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谁也不要他。不论检讨不检讨，愤怒的国家都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在这段时间里，柳德米拉变化得很厉害。她已经不在电话里对房管员说：“请您马上给我派一个修理工来。”不再到楼梯上去检査：“这是谁又把垃圾倒在洞口外面？”她穿衣服有点儿不正常，摸到什么穿什么。有时到配给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起名贵的皮大衣；有时扎起灰色的旧头巾，穿起战前就想送给电梯女工的大衣。
维克托看着柳德米拉，心里想着他们两个再过十年、十五年，会是什么样子。
“你可记得，在契诃夫的《主教》里，母亲放牛，对一些妇女说，她的儿子当年做过主教，可是很少有人信她的话？”
“我读过已经很久了，那还是在小时候，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
“那你要再读一读。”维克托很生气地说。
他一直因为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而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有很多小说她没有读过。
可是很奇怪，很奇怪！他越是不行，越是没有办法，越是接近于精神上的全熵状态，他在房管员眼里，在票证科小姑娘、户籍员、办事员、试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的眼里，甚至在亲人们的眼里，甚至也许在契贝任的眼里，也许在妻子的眼里，越是不值钱，可是在玛利亚眼里却越是可贵，越是可亲。他们没有见面，他却知道，却感觉出这一点。他每遇到新的打击，新的凌辱，他都要在心里问她：“玛利亚，你看见我了吗？”
他就这样和妻子坐在一起，和她说着话儿，想的却是她不知道的心思。电话铃响起来。现在电话铃声只能引起他们的惊慌，就好比在夜里收到报告祸事的电报。
“哦，我知道，他们说过要给我打电话，谈谈做临时工的事。”柳德米拉说。
她拿起话筒，眉毛扬了起来，她说：
“他就来。”
“找你。”她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用眼睛问：“是谁？”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我想不起来啦。”
维克托接过话筒。
“请吧，我听着呢。”他说，一面看着柳德米拉问询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铅笔，在一小片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母。柳德米拉没有注意他在做什么，慢慢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又给维克托画了一个十字。他们没有说话。
他仿佛听到：“……现在苏联各广播电台联播……”
这声音极像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说“同志们，兄弟们，朋友们……”的声音，现在这声音只对这握着电话筒的一个人说：
“您好，施特鲁姆同志。”
此时此刻，得意、软弱、害怕被什么流氓捉弄的心情、写好的检讨书、履历表、卢比扬卡广场的楼房……这一切一切念头，念头的片断、感情的片断全都混合到一起，搅成了一团。
出现了一种极其明朗的命运已定的感觉，同时又夹杂着一种失去分外可亲、分外动人的极好的东西的悲伤心情。
“您好，斯大林同志。”维克托说。
他感到吃惊，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
“您好，斯大林同志。”
总共在电话里谈了两三分钟。
“我认为，您的研究方向是很有意义的。”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有喉音，带有用声音强调的表现力，似乎是有意这样，这声音非常像维克托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种声音。维克托有时候为了好玩儿，在自己家里模仿这种声音。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的讲话或者被召见过的人也常常这样模仿他的声音。
难道是有人作弄他？
“我对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维克托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在考虑维克托的话。
“在这战争时期，您是不是感觉缺乏外文资料，仪器设备是否齐全？”斯大林问道。
维克托用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真挚口吻说：
“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研究工作条件完全正常，很好。”
柳德米拉在旁边站着，好像斯大林能看见她，她在听说话。
维克托朝她摆了摆手，意思是：“坐下，怎么不害臊……”可是斯大林又沉默了，在考虑维克托的话，后来说：
“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再见，斯大林同志。”
维克托放下话筒。他们面对面坐着，还像几分钟之前说起柳德米拉在市场上卖掉两块桌布时那样。
“祝您研究顺利。”维克托忽然用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屋里的餐柜、钢琴、椅子依然没有变化，两只没有洗的碟子依然像刚才谈房管员时那样，摆在桌子上。这样没有变化，真不可思议，使人无法理解。因为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儿，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了。
“他对你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他是问，是不是因为缺乏外文资料影响我的研究。”
维克托尽量装出平静和无动于衷的神气说。
他因为自己一时竟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觉得很难为情。
“柳德米拉，柳德米拉，”他说，“你想想看，我没有检讨，没有低头，也没有给他写过信。他是自己，自己打电话的！”
真是不可思议！这件事的威力无比巨大。难道是他曾经日夜焦灼不安，睡不着觉，填履历表时发呆发愣，抓住自己的头发，思索在学术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回想自己的过错，在心里检讨、求饶，等待逮捕，想着自己的穷困，提心吊胆地想着如何跟身份证管理员和票证科的小姑娘打交道？
“我的天啊，天啊，”柳德米拉说，“托里亚再也不会知道这种事儿了。”
她走到托里亚的房间门口，把门开了。
维克托拿起话筒，又把话筒放下。
“万一是有人开玩笑呢？”他说着，走到窗前。
从窗子里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大街，有一个穿棉袄的女人走过去。
他又走到电话机跟前，弯起手指头在话筒上敲了敲。
“刚才我的声音怎么样？”他问。
“你说得很慢。你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是斯大林嘛！”
“也许，真是开玩笑呢？”
“瞧你说的，谁敢开玩笑？开这种玩笑起码要判十年徒刑。”
不过一个钟头之前，他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哼唱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情歌“他孤单单，无人陪伴”呢。
斯大林打的电话呀！在莫斯科一年当中也只有一次或两次传说着：斯大林给电影导演多夫任科打电话了，斯大林给作家爱伦堡打电话了。
不需要他下命令：给某人奖金，给某人住房，为某人造研究所。他太伟大了，用不着说这些小事。这一切自会有他底下的人操办。他们可以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声调中猜测他的心意。他只要亲切地对一个人笑一笑，这个人的命运就变了—这个人就会从黑暗中、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一下子来到荣华富贵的倾盆大雨之下。就会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向这个幸运儿顶礼膜拜，就因为斯大林对他笑过，或者在电话里对他说过笑话。
人们会到处传说这些交谈的详情细节，斯大林说的每一句话都使人们吃惊。话越是平常，就越是使人吃惊。似乎斯大林不可能说家常话。很多人在传说，他有一次打电话给一位有名的雕塑家，开玩笑说：
“你好，老酒鬼。”
还有一次他向另一个名人，一个老好人问到被捕的朋友，那个名人慌了，回答得含糊不清，斯大林说：
“您没有把自己的朋友保护好。”
还在传说，他有一次往一家青年报的编辑部打电话，副主编接电话，说：
“我是布别金。”
斯大林问：
“布别金是什么人？”
布别金回答说：
“要查一查。”他说着，就把话筒扔下。
斯大林又叫接通了电话，说：
“布别金同志，我是斯大林，请您说说，您是什么人？”
据说，布别金在这之后，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害的是神经震荡。
他一句话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元帅、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州委书记—这些人昨天还指挥着千军万马驰骋战场，还领导着边区、自治州、巨大的工厂，今天由于斯大林一句发怒的话就会变得不值一文，变成劳改营的尘土，就会手拿饭盒，在劳改营的厨房外等候领取一勺稀稀的菜汤。
还在传说，有一天夜里，斯大林和贝利亚去看不久前从卢比扬卡监狱放出来的一位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他那儿一直坐到天亮。住在这座院子里的人夜里不敢出来上厕所，早晨也不去上班。据说，给来客开门的是担任居民小组长的一名产科女医生，她穿着睡衣出来，手上还抱着小哈巴狗，她很生气：夜已经很深了，还有人来按门铃。后来她说：“我把门开了，看见一张相片，相片活动起来，冲着我来了。”据说，斯大林来到走廊里，对着电话机旁边贴的一张纸看了很久，那是居民们画道道儿记录打电话次数的，为的是按次数付款。
这些事情使人感到惊异和好笑，正因为一些话和一些情形很平常，至于斯大林竟会在几家合住的房子的走廊里走，更是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凭他一句话就可以出现大规模的建筑，一队队的伐木工人就会开进原始森林，成千上万的人群就去开凿运河，建造城市，在极夜地区和永久冻土地带开辟道路。他本身就代表着伟大的国家。阳光是斯大林宪法的阳光。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斯大林的建设……斯大林的战略……斯大林的空军……伟大的国家就表现在他的性格、他的气派中。
维克托一遍又一遍地重说着：
“祝您研究顺利……您的研究方向很有意义……”
现在很清楚：斯大林知道，国外已经开始关注深入研究核反应的物理学。
维克托早就察觉，围绕着核反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紧张氛围，他在英美一些物理学家的文章的字里行间，在一些不大合乎思维逻辑的半吞半吐的话里，感觉出这种紧张氛围。他发现，有些经常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研究者的名字现在不见了，有些研究重核分裂的人好像失踪了，也没有人引用他们的著作。他觉得，问题范围一接近铀原子核的衰变问题，就格外紧张，不再说了。
契贝任、索科洛夫、马尔科夫不止一次谈起这方面的问题。不久之前契贝任还说到一些人眼光短浅，看不到和中子作用于重核的实用远景。契贝任本人倒是不想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在充满士兵的皮靴声、炮火与硝烟、坦克履带声的空气中，出现了新的、无声的紧张氛围，所以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手拿起电话筒，这位理论物理学家便听到了他那缓慢的声音：“祝您研究顺利。”
于是一道新的淡淡的阴影，无声无息、隐隐约约地落到燃遍战火的大地上，落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头上。人们还没有感觉到、还不知道这一道阴影，还没有觉察出注定要出现的力量已经诞生。
从几十位物理学家的书桌，从写满希腊字母的一张张纸，从书橱和实验室，到将来成为震撼世界的强大力量，成为国力强大的标志，还有很长的一段道路。
道路已经开头，无声的阴影也越来越浓，渐渐变成黑暗，准备把偌大的莫斯科和纽约笼罩住。
维克托本来以为他的研究成果已经永远锁进他家里的书桌的抽屉了，可是现在有了出头之日。他的研究成果即将离开监狱，进入实验室，成为教授们讲课和作报告的话题。他没有想到科学真会取得可喜的胜利，自己会取得胜利，现在他又可以推动科学，可以培养学生，可以在杂志和书本上存在了，又可以操心他的想法是否和计算、摄影实际结果相符了。可是在这一天，他却不是为这一切感到高兴。
使他兴奋的是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他的虚荣心对迫害他的人取得了胜利。不久前他似乎还不恼恨他们。就是现在他也不想报复他们，让他们倒霉，但是他一想起他们干的一切坏事、欺人的事、残忍的事、怯懦的事，心灵和理智上就感到幸运。他们对待他越是粗暴，越是卑鄙，他现在想起来越是感到痛快。
娜佳放学回来，柳德米拉喊道：
“娜佳，斯大林给你爸爸打电话了！”
维克托看到女儿穿着脱掉一半的大衣、拖着围巾跑进屋里的那种激动的样子，就更明显地想象到有些人在今天或明天听说这件事时那种惊慌的神情。
他们坐下来吃午饭。维克托突然把羹匙放下，说：
“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想吃。”
柳德米拉说：
“恨你的人、害你的人这一下子完啦。我可以想象出来，在研究所里，甚至在整个科学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是啊，是啊，是啊。”维克托说。
“妈妈，在限额商店里，那些太太们又要跟你打招呼，又要对你笑了。”娜佳说。
“是啊，是啊。”柳德米拉说着，笑了笑。维克托一向瞧不起阿谀奉承的人，可是现在一想到希沙科夫会做出一副奉承的笑容，就非常高兴。
很奇怪，不可理解！他感到高兴和胜利的同时，总有一股惆怅从心的深处往外冒，总有一种怜惜，怜惜此时此刻似乎正在离他而去的一种最珍贵的东西。似乎他有错，对不起什么人，但是究竟有什么过错，对不起谁，他却不清楚。
他喝着他很喜欢的土豆荞麦粥，想起了小时候在基辅，春天的夜里出来，星星在开花的栗树枝间闪着泪眼的情景。那时候他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前途是广阔的，充满美妙的光和善意。今天，在他的命运已经决定的时候，他似乎在和自己对于美好的科学的爱告别—纯洁的爱、孩子般的爱、几乎是宗教式的爱，在和几个星期之前的那种心情告别—克制住巨大的恐惧，没有自我欺骗时体验到的感情。
他只能对一个人说说这些，但是那人现在不在他身边。
还有奇怪的。他有一种很急切的心情，希望所有的人快点儿都知道发生的事情。希望研究所、大学课堂、党中央委员会、科学院院部、房管所、别墅区管理处、各大学教研室、各个科学协会都知道这件事。可是，索科洛夫是不是知道，维克托觉得无所谓。不是在理智上，而是在心深处暗暗不希望玛利亚知道这个消息。他猜想，当他被排挤、倒霉的时候，她更爱他，他觉得是这样。
他对女儿和妻子说起战前她们就知道的一件事：斯大林一天夜里来到地铁车站，他微微有些酒意，挨着一个年轻女子坐下来，问她：“我能帮您什么忙吗？”那女子说：“我想去看看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在回答之前，想了想，说：“这一点也许我能办得到。”
娜佳说：
“你瞧，爸爸，你今天真了不起，妈妈居然让你把这个故事说完，没有打断你。要知道，这故事她已经听过一百一十次了。”
于是他们又一次，也就是第一百一十一次讥笑起那个天真的女子。
柳德米拉问：
“维克托，遇到这种情形，是不是应该喝点儿酒？”
她拿来一盒水果糖，原是为娜佳过生日准备的。
“吃吧，”柳德米拉说，“不过，娜佳，不要一吃起来就和狼一样。”
“爸爸，吃吧，”娜佳说，“咱们为什么要笑地铁里那个女人？你怎么不向斯大林问问米佳舅舅和克雷莫夫的事？”
“瞧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呢？”他说。
“依我看，可能。要是外婆，马上就会说的，我相信她会说。”
“可能，”维克托说，“可能。”
“哎，别瞎扯了。”柳德米拉说。
“怎么瞎扯？这是问舅舅的事。”娜佳说。
“维克托，”柳德米拉说，“应该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
“你显然对这件事的意义估计不足。用不着给任何人打电话。”
“你还是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吧。”柳德米拉执拗地说。
“等斯大林对你说‘祝你成功’，你给希沙科夫打电话好啦。”
这一天维克托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新的感觉。大家把斯大林神化，他过去一直感到很气愤。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到处都是他的名字。又是肖像，又是半身雕像，又是全身塑像，又是歌剧，又是长诗，又是颂歌……
他被称作父亲、天才……
使维克托气愤的，是他的名字遮没了列宁的名字，竟把他的军事才能说得比列宁的治国才能还高。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里，列宁很勤快地划着了火柴，让斯大林点着烟斗抽烟。在一位画家笔下，斯大林昂首阔步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列宁急急匆匆、毕恭毕敬地跟在他后面。如果在画着列宁和斯大林跟人民在一起，那么，只有一些老头子、老妇人和小孩子亲切地看着列宁，而倾注着斯大林的却是一些武装巨人—腰缠机枪子弹带的工人、水兵。历史学家写到苏维埃国家的危难时期，不论是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保卫察里津时期，还是波兰入侵时期，都要歪曲事实，说列宁经常向斯大林请教。党的历史学家们给予斯大林参加过的巴库罢工和他曾经主编过的《斗争报》的地位，超过了俄国的全部革命运动。
“《斗争报》，《斗争报》，”维克托常常很生气地说，“当年有热里雅鲍夫，有普列汉诺夫，有克鲁泡特金，有十二月党人，可是现在只剩了《斗争报》，《斗争报》……”
千余年来俄罗斯一直是君主专制和专制独裁国家，是沙皇和宠臣们的国家。但是在千余年的俄罗斯历史中谁也不曾有过斯大林这样大的权力。可是今天维克托不气愤，不害怕了。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颂歌和定音鼓越响，这尊活神像脚下的神香烟云越浓，维克托的幸福感越强烈。
天色渐渐黑下来，可是他不害怕了。
斯大林和他说话了呀！是斯大林对他说：“祝您研究顺利。”
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他来到大街上。
在这黑沉沉的晚上，他不再感到绝望和大祸临头了。他心里是宁静的。他知道，在签发逮捕证的地方已经知道了一切。他想到克雷莫夫、米佳、阿巴尔丘克、马季亚罗夫，想到切特韦里科夫，就感到奇怪。他们的命运没有成为他的命运。他怀着感伤和不可理解的心情想着他们。
维克托为他的胜利高兴，那是他的精神力量、他的头脑取得的胜利。他也不管，为什么今天的幸福和被批判那天似乎感觉到母亲跟他在一起时那种幸福有所不同。现在马季亚罗夫是不是会被捕，克雷莫夫是不是会供出他来，对他都无所谓了。他生平第一次不为自己说的一些离经叛道的笑话和不小心的话担惊受怕。
到很晚的时候，柳德米拉已经睡了，电话铃响了起来。
“您好。”一个很轻的声音说。维克托一听就激动起来，似乎更超过白天的激动。
“您好。”他说。
“我不能听不到您的声音。您对我说点儿什么吧。”她说。
“玛莎，玛申卡。”他说过这话，就不作声了。
“维克托，我亲爱的，”她说，“我不能对我丈夫撒谎。我对他说了，我爱您。我向他发誓永远不再见您。”
早晨，柳德米拉走进他的房里，抚摩了抚摩他的头发，吻了吻他的额头。
“我在梦里仿佛听到，昨天夜里你跟什么人通电话。”
“没有，你是做梦了。”他镇静地看着她的眼睛，回答说。
“记住，今天你要上房管所去一趟。”
四十三
看惯了军装的人，一看到侦讯员的西装上衣，觉得很奇怪。侦讯员的脸倒是一张很平常的脸，像这种黄白色的脸，在办公室里的少校和政工人员中是很常见的。
回答开头几个问题很容易，甚至轻松愉快，似乎其他一切也会十分清楚，就像姓、名和父称一样简单明了。
从犯人的回答似乎可以感觉出一种迫切地想帮助侦讯员的心情。侦讯员好像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嘛。他们之间的办公桌并没有把他们分开。他们都交过党费，看过《恰巴耶夫》，听过党中央的指示，在五一节前都被派到工厂企业去做过报告。
例行公事的问题很多，犯人渐渐镇静下来。很快就会问起实质性问题的，他就要说说他是怎样带着人突围的。
终于弄清了，坐在桌前这个敞着军服上衣领口、被剪掉了纽扣、胡子拉碴的人有名字、父称、姓，出生于秋天，俄罗斯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国内战争，没有参加过匪帮，没有犯罪前科，参加联共（布）二十五年，曾被选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还当过世界工会太平洋地区会议的代表，没有得过勋章和荣誉武器……
想到当年被包围，想到跟他一起转战在白俄罗斯沼地上和乌克兰土地上的许多人，克雷莫夫感到心慌意乱。
他们之中是谁被捕了呢，是谁在审讯中经受不住，丧失了良心？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涉及另一段很早时期的问题使克雷莫夫大吃一惊：“您说说，您什么时候和弗里茨·加肯认识的？”他沉默了半天，然后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托姆斯基的办公室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侦讯员点了点头，好像他很清楚早年这些情况。
然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标有“档案”字样的公文夹，不慌不忙地把白色小丝带解了开来，翻起一页页写满了字的纸。克雷莫夫模模糊糊看到用各种颜色的墨水写的字，看到打字机打的字，行距有稀的，有密的，还有用红铅笔、蓝铅笔和普通铅笔写的标注，有的笔道很粗，有的是仔细贴上去的。
侦讯员慢慢翻着材料，就像一个好学生满有把握地翻着书本，早就知道他已经把课程学透了。
他偶尔看看克雷莫夫。这时候他像一位画家，看看他的画是否与模特儿相像：外貌，性格，心灵的窗户—眼睛……
他的目光变得多么阴沉。他那很平常的脸—这样的脸一九三七年以后克雷莫夫在区党委、州党委、区公安局、图书馆和出版社常常见到—忽然变得很不平常了。克雷莫夫觉得，他整个的人是由一些拼图方块组成的，但这些拼图方块没有合成一个整体，没有成为一个人。一块方块是眼，另一块是慢腾腾的手，还有一块是问问题的嘴巴。方块乱了位置，失去比例，嘴巴大得出了格，眼睛移到嘴巴底下，长到蹙紧的额头上，额头则移到应该长下巴的地方。
“嗯，嗯，是这样。”侦讯员说。他脸上的一切又像人的样子了。他把公文夹合上，公文夹上的小带子他没有系上。
“就像没有系上的鞋带儿。”裤子和衬裤上的扣子都被剪掉了的被捕者心中想道。
“共产国际。”侦讯员一字一字、郑重其事地说。接着用平常的语调说：“尼古拉·克雷莫夫，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随后又一字一字、郑重其事地说：“第三共产国际。”
他一声不响地沉思了很久。
“啊呀，好厉害的小娘们儿穆丝卡·格林贝格。”侦讯员忽然带着很起劲又狡黠的神气说，就像男子之间说玩笑话儿。克雷莫夫感到很难为情，不知如何是好。脸一下子红了。
有过这事儿！已经很久了，可是一想起来就难为情。那时候他好像已经爱上叶尼娅了。好像那是他下了班去找老朋友，想把钱还他，好像是借了钱买车票的。底下的事他就记得很清楚，不是“好像”了。老朋友康斯坦丁不在家。他本来也不喜欢她。她不住地抽烟，抽得嗓子都哑了，谈起什么，都自以为有两下子，她是哲学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不错，她很美，如大家说的，是一个标致娘们儿。唉，所以他就和康斯坦丁的老婆在沙发上干了那种事，而且后来又和她会过两次……
在一个钟头之前，他还以为，这是从乡下区里提拔上来的一名侦讯员，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可是过了一阵子，侦讯员却一个劲儿地问起和克雷莫夫一起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他知道他们的小名和外号，知道他们的妻子和情妇的名字。他的档案材料这样丰富，不是一种好兆头。就算克雷莫夫是一位伟人，每一句话对于历史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未必值得把这么多鸡毛蒜皮、乱七八糟的小事收进档案里。
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没有的。
不论他到过哪儿，都留下他的脚印，有人跟着他的脚跟走，记下他的生活。他取笑同志的话、读过一本书的感想、在庆贺生日时开玩笑的祝酒词、在电话里说的三分钟的话、开大会时给主席团递的不太客气的条子—这一切都收进了系小带子的公文夹。
他的言语、行动被搜集起来，晒干了，做成了大型标本。这是多么不怀好意的手指头如此勤劳地搜集野草、荨麻、飞廉、滨藜……
伟大的国家竟在研究他和穆丝卡·格林贝格的艳史。一些闲话和琐事与他的信仰编结在一起，他对叶尼娅的爱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倒是一些不足道的偶然的艳遇，他简直分不清大节和小节了。他说过的一句对斯大林的哲学常识不太客气的话，似乎比他十年日日夜夜为党工作更值得注意。一九三二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和一位德国同志谈话的时候说，在苏联的工会运动中国家的成分太多，无产阶级的成分太少，这是真的吗，是那位同志告密的。
“您要明白，侦讯员同志。”
“应该称呼公民。”
“是，是，公民。这是捏造，是有成见。我在党内有四分之一世纪。我在一九一七年发动过士兵起义。我在中国工作过四年。我日日夜夜为党工作。许多人都了解我……在卫国战争期间我志愿上前线，在最危难的时刻大家都相信我，跟着我走……我……”
侦讯员问道：
“您怎么，是来这儿领立功奖状的吗？要不要填表领嘉奖证书？”
确实，他不是来领立功奖状的。
侦讯员摇了摇头，说：
“您还怪妻子不给您送东西呢。瞧您这个丈夫！”
这话是他在牢房里对鲍戈列耶夫说的。我的天啊！卡茨涅林鲍肯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一位希腊人预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则可以断言；一切都会密告上去。”
他的一生进入系小带子的公文夹之后，便失去体积、长度、比例……一切一切都成为黏糊糊、乱糟糟的、灰灰的一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更值得注意：是在潮湿、闷热的上海的四年超强度工作，斯大林格勒的抢渡，对革命的忠忱，还是因为在“松树”疗养院对一位不太熟悉的文学家说的批评苏联报纸内容贫乏的几句气话？侦讯员又和蔼、又亲切地小声问道：“现在请您对我说说，法西斯分子加肯是怎样吸收您参加谍报和破坏工作的。”
“您不是开玩笑吧？”
“克雷莫夫，别装蒜。您该看到，您走的每一步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
“克雷莫夫，您老实点儿。您骗不了保安机关。”
“不过，这是捏造！”
“是这样的，克雷莫夫。我们有加肯的供词。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中，谈到他和您的罪恶关系。”
“您哪怕拿出十份加肯的供状，这都是假的！是捏造！如果你们有加肯这样的供状的话，为什么还相信我这个间谍和破坏者，让我做军事政委，带领人作战？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您怎么，是叫您到这儿来教训我们的吗？是请您来领导保安机关工作，是不是？”
“说什么领导，说什么教训！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了解加肯。他不可能说他吸收我干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是共产党人，是革命战士。”
侦讯员问：
“您一直相信这一点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我一直相信！”
侦讯员一面点头，一面翻档案材料，一面似乎无可奈何地说：
“既然一直相信，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您就看看吧。”他用手掌捂住一张纸的一部分，说道。
克雷莫夫粗粗地看着上面写的字，耸了耸肩膀。
“太没出息了。”他很厌恶地说。
“为什么？”
“这人没有勇气挺直身子说，加肯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又不肯昧着良心诬陷他，所以就躲躲闪闪。”
侦讯员把手移了移，让克雷莫夫看了看签名和日期：克雷莫夫，一九三八年二月。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侦讯员厉声问道：
“也许，是他们打您，所以您写了这样的证明材料吧？”
“不是，没有打我。”
侦讯员的脸又分裂成好几块拼图方块，那气愤的眼睛流露着厌恶的神情，嘴巴在说：
“还有。您在被包围的时候，有两天离开了自己的队伍。敌人用军用飞机把您接到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您交出了重要情报，又接受了新的指示。”
“痴人说梦。”被剪掉了衣服扣子的人嘟哝说。
可是侦讯员继续进行审问。现在克雷莫夫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具有崇高、明确的思想，随时准备为革命上断头台的强者了。
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软弱、不坚定的人，他说过不该说的话，传播过荒唐的谣言，他竟敢嘲笑苏联人民对待斯大林同志的感情。他不善于识别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被镇压了。他的理论见解十分混乱。他和朋友的妻子私通。他用可耻的两面派态度写了有关加肯的证明材料。
难道坐在这儿的是我吗？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事吗？这是一个梦，是夏夜的一个梦。
“在战前您为国外的托洛茨基中央组织提供过有关国际革命运动主要人物思想状况的情报。”
怀疑这样一个可鄙、肮脏的人叛变，不必是疯子，也不必是坏蛋。克雷莫夫如果在侦讯员的位子上，也不会相信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十分了解在一九三七年接替被镇压或被解职、降职的党内工作者的一批新的党干部。这是一些气质和他不同的人。他们读的书不同，读法也不同，他们不是读，而是“仔细研究”。他们看重舒适的物质生活，革命的牺牲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或者说，不是他们性格的基础。他们不懂外语，喜欢自己的俄罗斯本性，说俄语也不按标准音。他们之中有聪明人，但是他们的主要长处和本领似乎不在于思想和理智，而在于办事能力和机警，善于见风使舵。
克雷莫夫明白，不管新干部还是老干部，都在党的一致与共同性中得到统一，分歧不要紧。但是他觉得自己比这批新人优越，觉得他这个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比他们好。
他没有注意到，现在他和侦讯员的关系已经不在于他是否愿意和这位新干部亲近，承认这位新干部是党的同志。现在，和侦讯员认同的愿望变成了可怜的希望，希望对方和他亲近，哪怕同意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不全是坏的、低下的、不忠诚的。
现在，连克雷莫夫也没有觉察到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充满自信的侦讯员成了一名充满自信的共产党员。
“如果您真的能够诚心悔改的话，哪怕您还对党多少有一点爱护之心的话，那就该承认自己的罪行，帮助帮助党。”
克雷莫夫一下子打掉侵蚀着他的大脑皮层的软弱，叫了起来：
“您别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决不写假口供。您听见吗？就是用刑，我也不写！”
侦讯员对他说：
“您考虑考虑吧。”
他又翻起档案材料，没有看克雷莫夫。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把克雷莫夫的档案材料推到一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他似乎忘记了克雷莫夫，不慌不忙地写着，皱起眉头思索着。后来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就在上面写地址。也许，这不是一封公函。后来他又看了一遍地址，在姓氏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后来他往自来水笔里灌了墨水，又把笔头上滴的墨水擦了半天。然后他削起烟灰缸上的铅笔，其中有一支铅笔的铅芯一削就断，但是侦讯员没有生铅笔的气，很耐心地削了又削。后来他在指头上试了试铅笔尖儿。
被捕者确实在考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哪儿来的这么多告密者！必须想一想，弄清楚是谁告的。这还用说？是穆丝卡·格林贝格……侦讯员还要问到叶尼娅的……确实很奇怪，为什么还没有问到她，一点也没有提到她……难道有关我的材料是瓦西亚提供的？但是我究竟有什么，有什么好承认的呢？我现在在这儿，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党啊，你这一切为的是什么？斯大林呀，斯大林，因为什么样的罪过，打击这么多善良、刚强的人？可怕的不是侦讯员提出的问题，而是他的沉默、他避而不谈的东西。卡茨涅林鲍肯说的不错。当然，他会问起叶尼娅的，显然她已经被捕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怎么开头的呢？我怎么会蹲起监牢？我这一生多么苦恼，有多少窝囊事儿。斯大林同志，饶恕我吧！只要有您一句话就行，斯大林同志！我有错误，我糊涂，我乱说过，我怀疑过，党全知道，全看见了。我为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个文学家闲扯呀？不过，还不是一样。可是，突围又有什么问题？这简直荒唐，简直是诬陷，捏造，诽谤。为什么，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说加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我不怀疑他是纯洁的。这样加肯那不幸的眼睛就会从他身上移开了……
侦讯员忽然问道：
“喂，怎么样，回想起来了吗？”
克雷莫夫把两手一摊，说：
“我没有什么好回想的。”
电话铃响起来。
“喂，我听着呢。”侦讯员说。他瞟了克雷莫夫一眼，说：“是的，你准备吧，快要到时候了。”
克雷莫夫觉得似乎说的是他。后来侦讯员放下话筒，又拿起话筒。这次的电话很奇怪，好像旁边坐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两条腿的兽。看样子，侦讯员是在和他老婆聊天。开头谈的是生活上的问题：
“上配给商店去过吗？鹅吗，这很好……为什么凭一号券不卖？谢廖沙的老婆往科里打过电话，说凭一号券买了一条羊腿，请咱们去吃呢。告诉你，我在小卖部买了一些奶渣，不，不是酸的，有八百克……今天煤气怎么样？你不要把西装忘了。”
后来他又说起来：
“喂，怎么样？别太烦恼，要多加注意。做梦啦？穿什么？还穿短裤？可惜……喂，小心点儿，等我回去，你已经要上学校去了……收拾房间吗，很好，不过要小心，不要拿重东西，你无论如何不能拿重东西。”
在这儿这样随便地叙家常，有点儿不可思议：越是像日常的、平常人的谈话，谈话的就越不像人。猴子模仿人的行动，样子就有点儿可怕……同时克雷莫夫感到自己也不是人，因为当着一个外人的面，是不会说这一类的话的……
“我吻你……你不愿意……好，算啦，算啦……”
当然，如果按照鲍戈列耶夫的理论，克雷莫夫只是安卡拉猫，是青蛙、金翅雀，或者树枝上的一只小虫儿，这样就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到末了侦讯员问：
“要烤糊了吧？好，快去，快去，再见。”
然后他拿出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看起书来，还不时地做笔记，也许他是准备小组讨论，也许是准备作报告……
他带着很大的火气说：
“您怎么一个劲儿地跺脚，就好像在做体操？”
“公民，我的两脚发麻。”
但是侦讯员又埋头看起书来。
过了十来分钟，他心不在焉地问：
“喂，怎么样，回想起来了吗？”
“公民，我要上厕所。”
侦讯员叹了一口气，走到门口，轻轻唤了一声。当一只狗在不适宜的时候要求出去游逛的时候，狗主人的脸色往往就是这样。进来一名穿野战军服的士兵。克雷莫夫用老练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眼：腰里扎着皮带，白衬领干干净净，军帽戴得端端正正—一切都很像样。只是这名士兵干的不是士兵该干的事情。
克雷莫夫站起来，因为在椅子上坐的时间太久，两条腿都麻木了，一开始迈步直打战。在厕所里，他在士兵的注视下急急忙忙地想着，回来的路上也急急忙忙地想着。有很多事情要想。
等克雷莫夫从厕所里回来，侦讯员不见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佩戴着镶了红绦的蓝色大尉肩章。大尉用阴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干吗站着？”大尉说。“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家伙，干吗弓着背？等我给你两下子，你身子就直起来了。”
“一见面就这样。”克雷莫夫心里想道。他害怕起来，在战场上他都没有这样害怕。
“这一下子要来劲儿了。”他想。
大尉吐了一个烟团儿，在灰色的烟团中响着他的声音：
“这是纸、笔。怎么，要我替你写吗？”
大尉很喜欢侮辱克雷莫夫。也许，这是他的职责？要知道，在前方有时要炮兵对敌军进行扰乱性射击，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么坐的？你是上这儿睡觉的吗？”
过了几分钟，他又呼唤被捕人：
“喂，你听着，怎么，我不是对你说话吗，跟你无关吗？”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帘，把电灯熄了，一道阴沉的晨曦射进克雷莫夫的眼睛。克雷莫夫自从来到卢比扬卡，这是第一次看见白天的光。
“一夜过去了。”克雷莫夫想道。他一生是否有过更坏的早晨？难道在几个星期之前是他无思无虑地躺在炸弹坑里，对他厚待的钢铁在头顶上呼啸着，他感到那样幸福和自由？
可是时间错乱了：他进入这个房间是很久以前，斯大林格勒却是刚刚过去的事。
窗子面对着内部监狱的天井，窗外光线灰沉，毫无生气，不像亮光，倒像脏水。一切东西在这晨光下似乎比在电灯光下更阴沉，更带有官气和敌意。
不，不是靴子变小，是两脚麻木了。
在这儿怎么把他过去的生活和工作与一九四一年被包围联系起来？是谁的手指头把不能连接的东西连接到了一起？这是为了什么？谁要这样？为什么？
他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过，以至于有时他忘记了脊背和腰的酸痛，感觉不到他肿胀的两腿已把靴筒塞满了。
加肯、弗里茨……我怎么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是这样坐着，不过，不是这样：那时候口袋里有通行证。现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讨好所有的人，不论是开发通行证的办事人员，值班守卫，还是穿军服的电梯工。那一位侦讯员说：“克雷莫夫同志，请您帮帮我们的忙吧。”不，最卑鄙的还不是一心想讨好。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诚！啊，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来了！在这方面只要忠诚就行了！于是他表示了忠诚，他说出加肯在评价斯巴达克运动方面的错误，说他对台尔曼没有好感，说他想要稿费，说他在艾丽萨怀孕的时候和她离了婚……当然，他也想起了好的……侦讯员记下了他的话：“我和他多年相交，认为他不大可能直接参与反党的破坏活动，不过不能完全排除他有进行两面派活动的可能性……”
啊，是他报告的……在这儿的档案夹里所搜集到的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也想表示忠诚的同志们说的。为什么他要表示忠诚？是党员的义务吗？胡说！真正的忠诚只能这样：拿拳头在桌子上狠狠一擂，高声说：“加肯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没有罪！”可是他却搜索枯肠，拼命找毛病，拼命迎合那个侦讯员，因为没有侦讯员的签名，他有通行证也出不了灰色大楼的大门。他还回想起来，当侦讯员说“请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证上签个字”的时候，他感到多么急切、多么幸福。他帮助他们把加肯打进了监狱。他这个忠诚的人带着签了字的通行证上哪儿去了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妻子穆丝卡·格林贝格了吗？不过他说的有关加肯的一切，都是事实。但那里面说的有关他的一切，也都是事实呀。他确实对菲佳·叶甫谢耶夫说过，斯大林各方面的缺陷都和哲学上的无知有关系。要说出他遇到过的人，实在可怕：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洛莫夫、沙茨金、比亚特尼茨基、洛米纳泽、留京、红头发的什里亚普尼科夫，他还到列夫·鲍里索维奇的“科学院”去过，还有拉舍维奇、扬·加马尔尼克、卢波尔，他还去研究所找过里亚萨诺夫老头子，在西伯利亚有两次住在老朋友艾海家里，还有基辅的斯克雷普尼克、哈尔科夫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噢，还有卢特·菲舍尔，哦……幸亏侦讯员没有想起主要的一个，要知道当初列夫·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关系是不坏的……
我算是烂透了，还有什么说的。不过，为什么？他们的罪过不比我的大呀！不过我可是没有签字。别急，克雷莫夫啊，克雷莫夫，你会签字的。他们都签字了，你怎么能不签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留在最后。就这样三天三夜不让人睡觉，然后就开始殴打。是的，反正这一切不大像社会主义。我的党有什么必要把我消灭？要知道，当年搞革命的是我们，而不是马林科夫，不是日丹诺夫，不是谢尔巴科夫。我们对革命的敌人都是毫不留情的。为什么革命对我们毫不留情？也许，革命就是毫不留情。也许，这不是革命，这个大尉算什么革命，这是黑帮，是一伙流氓。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背也疼，腿也疼，疲惫无力，身子想挺直也挺不起来。顶好能躺到床上，动一动光光的脚趾头，跷一跷腿，挠挠小腿肚子。
“别睡觉！”大尉喝道。就像在发布战斗命令。
好像只要克雷莫夫闭一会儿眼睛，苏维埃国家就会垮了，前线就会崩溃。克雷莫夫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么多骂人的脏话。
朋友们、亲近的助手、秘书、推心置腹的交谈者都在搜集他的一举一动。他越想越害怕：“这是我对伊凡说的，只是对伊凡说过。”“我跟格里沙谈过，我和格里沙从一九二〇年就相识。”“这话我和玛什卡·海尔别尔说过，哎呀，玛什卡呀，玛什卡。”
他忽然想起侦讯员说的，他别想等叶尼娅送东西……这是他不久前在囚室里和鲍戈列耶夫说的。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填充克雷莫夫标本呢。
下午，给他端来一钵子汤。他的手抖得厉害，只好弯下头去，就着钵子的边儿喝汤，汤匙像敲鼓一样碰得叮当响。
“你喝起来像头猪。”大尉阴沉地说。
后来又是一件大事：克雷莫夫要上厕所。他走在走廊里的时候，已经什么也不想了，可是，他站在便池前的时候又想了，想的是：幸亏把扣子剪掉了，要不然，手这样发抖，裤裆还解不开，也扣不上呢。
时间又是一点一点地过去。戴着大尉肩章的国家胜利了。他的头脑里出现一团浓浓的灰雾。大概，猴子的头脑里就有这样的雾。不再有过去和未来，不再有系着小带子的档案夹。只有一个愿望：把靴子脱下来，挠挠痒，睡一觉。
那个侦讯员又来了。
“您睡好了吗？”大尉向道。
“领导不是睡觉，是休息。”侦讯员故意用教导的口吻说。他说的是很久以前军队里的一句俏皮话。
“是的，”大尉说，“不过部下眼皮有些肿了。”
就像一个工人来接班，总要看看自己的车床，认真地和上一班工人交换一下意见，侦讯员就是这样看了看克雷莫夫，看了看办公桌，说：
“好啦，大尉同志。”
他看了看表，从抽屉里拿出档案夹，解开小带子，翻了翻档案材料，很有兴致、很带劲儿地说：
“好吧，克雷莫夫，咱们继续进行。”
于是他们又进行下去。
侦讯员今天问的是战争。他在这方面也知道很多很多：他知道克雷莫夫担负的任务，知道一些团和集团军的番号，能说出和克雷莫夫一起作战的一些人的名字，知道克雷莫夫在政治部说过的一些话，知道他对将军写的文理不通的便条所提的意见。
克雷莫夫在前方所做的工作、在德军炮火下做的一些报告、在撤退和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对士兵们的鼓舞—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全不存在了。
他成了胡说八道的可怜虫，成了两面派，瓦解同志们的斗志，把不信任和失望情绪传染给他们。是德国侦察队帮他越过前线以便继续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在重新开始审问的头几分钟里，睡足了觉的侦讯员那股精神劲头儿也传给了克雷莫夫。
“随您怎样，”他说，“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
侦讯员朝窗外看了看：天已经开始黑了，他看不清桌上的材料了。
他开了台灯，把蓝色的窗帘放下来。
凄厉的、野兽般的叫声从门外传来，并且忽然断了，没有声音了。
“好吧，克雷莫夫。”侦讯员说着，又在桌旁坐下来。他问克雷莫夫，是否明白，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升过他的军衔。他听到的是不太明确的回答。
“所以嘛，克雷莫夫，您在前方一直是一名营级政委，可是您应该是一位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呀。”
他盯着克雷莫夫，沉默了一会儿，也许，第一次用一个侦讯员的目光看了看，得意地说：
“托洛茨基亲口说过您的文章‘十分精彩’。如果这个坏蛋夺取了政权，您会升上很高的位子，‘十分精彩’—是开玩笑的吗！”
“这就是王牌了，”克雷莫夫心想，“他把王牌打出来了。”
他以为，克雷莫夫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不过，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拿来问问斯大林同志。克雷莫夫同志和托洛茨基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一直反对托洛茨基的意见，一次也没有赞成过。
最要紧的是脱脱靴子，躺下去，跷一跷肿胀的腿，睡一会儿，同时在睡梦中挠挠痒。可是侦讯员很亲切地小声说起来：
“为什么您不愿意帮我们的忙呀？难道问题在于，您在战前没有什么罪行，在被包围时没有恢复关系，没有秘密进行联系？……问题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问题在于党的新的方针。您要在新的斗争阶段帮助党。为此必须抛弃过去的一些见解。这样的任务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担当。所以我要和您谈谈。”
“那就好吧，好吧，”克雷莫夫慢慢地、昏昏沉沉地说，“可以设想，我不自觉地成了敌视党的观点的代表。就算我的国际主义和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相矛盾。就算我因为本性，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和新的方针、新的人物格格不入。我愿意承认，可以承认。不过，至于间谍，破坏……”
“还要这‘不过’干什么？您瞧，您已经走上正路，承认自己敌视党的事业。难道形式有什么意义？如果您承认了最根本的，还要您这个‘不过’干什么？”
“不，我不承认我是间谍。”
“就是说，您根本不想帮助党。一谈到问题，您就溜进树林子里，是这样吗？您是狗屎，真不识抬举！”
克雷莫夫一下子跳起来，扯了一下侦讯员的领带，然后用拳头在桌上一擂，电话机里有什么东西叮当响了一声，又咕咕了两声。他用响亮的嗥叫声叫了起来：
“你这狗崽子，坏蛋，当我领着人在乌克兰，在布良斯克森林作战的时候，你在哪儿呀？冬天我在沃罗涅日作战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这坏蛋，到过斯大林格勒吗？难道我对党一点事情没有做过吗？你这副宪兵嘴脸，你就在这儿，在卢比扬卡保卫苏维埃国家吗？我在斯大林格勒不是保卫我们的事业吗？你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呆过吗？你这败类，高尔察克匪帮打穿了我的左肩，还是打穿了你的左肩？”
然后，他被打了一顿。但不是像在方面军特别科那样干脆利落地打在脸上，而是打得很讲究，很科学，很有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素养。打他的是两个穿着新军装的年轻人，他对他们喊着：
“你们这两个坏蛋，应该把你们送到惩戒连去，把你们编进反坦克枪小组……两个逃兵……”
他们自顾自打着，既不生气，又不发狂。似乎他们打得不够狠、不够猛，但是这种打法很有些可怕，就像很平静地说出的卑鄙话，往往格外可怕。
克雷莫夫的嘴里流出血来，虽然一次也没有打到他的牙齿，这血也不是从鼻子里，不是从牙花子，不是从咬破的舌头里流出来的不像在阿赫图巴那样……这是从肺部深处流出的血。他已经不记得他在哪儿，不记得他是在做什么……他上面又出现了侦讯员的脸。侦讯员指着挂在桌子上方的高尔基画像，问：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说什么来着？”
接着又像个教师似的用教导的口吻回答说：
“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然后他看到天花板上的电灯，看到一个佩戴窄小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医生认为没事儿，”侦讯员说，“那就用不着休息了。”
一会儿，克雷莫夫又坐在桌前，听着明白易懂的教导：
“咱们就这样坐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咱们就来干脆的：就算您没有任何罪行，但我对您说什么，您就全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再打您了。明白吗？也许，特别会议会审判您，但是不会打您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您以为，您挨打，我就舒服吗？我们可以让您睡觉。明白吗？”
―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谈话还在进行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够使克雷莫夫震惊，使他脱离昏昏沉沉的迷糊状态。但是，他听着侦讯员的一番新的说法，还是惊愕得半张开嘴巴，抬起头来。
“所有这些事都是老早的事了，可能已经忘记，”侦讯员指着克雷莫夫的档案材料说，“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对祖国的可耻背叛行为，是不会被忘记的。有见证人，也有材料可以证实！您在被德军围困的‘6—1’号楼里进行活动，瓦解战士们的政治觉悟。您鼓动热爱祖国的格列科夫背叛祖国，企图动员他投向敌方，司令部和党派您到这座楼房里去担任作战政委，您辜负了司令部的信任，辜负了党的信任。您进入这座楼房之后，担当了什么角色？竟做了敌人的间谍！”
快到天亮时候，又把克雷莫夫打了一顿。他觉得自己仿佛沉进温暖的黑色牛奶中。又是那个佩戴窄小肩章的人擦着注射器的针头，点了点头。又听见侦讯员说：
“既然医生认为没关系，就没什么。”
他们面对面坐着。克雷莫夫看着对方的疲惫的脸，觉得奇怪的是，痛恨的心情消失了：难道是他曾经抓住这个人的领带，想把这个人勒死？现在克雷莫夫心中又出现了同这个人的亲近感。桌子已经不能把他们分开，坐在一起的是两个同志，两个苦命人。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那个枪毙以后没死、穿着血糊糊的衬衣从夜晚的秋日原野回到方面军特别科的人。
“这也是我的命运，”他想道，“我也无处可去。已经晚啦。”
后来他又要求上厕所，后来昨天的那个大尉又来到，把窗帘拉起，把灯熄了，抽起烟来。
于是克雷莫夫又看到白天的亮光，阴森森的，好像不是来自太阳，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内部监狱的灰色砖墙。
四十四
几张床全空着，另外三个人也许搬到别的囚室去了，也许他们都在受审。
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自制力，带着被遗弃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非常厉害，好像他的肾被打坏了。
在人生毁灭的痛苦时刻，克雷莫夫懂得了女人爱情的力量。妻子！只有她珍爱这个被无情的铁脚践踏得血肉模糊的人。他浑身是血，她会给他洗脚，给他梳理蓬乱的头发，她看着他的失神的眼睛。他的心灵被伤害得越厉害，世上的人越是厌恶他、瞧不起他，她就越是觉得他可亲可爱。她跟在汽车后面跑，她在库兹涅茨桥站队，在劳改营铁丝网外面等候，她一心想着给他送几块水果糖、几头大蒜，她在煤油炉上给他烙糖饼，她愿意花费几年的时间，为的是哪怕跟他见半个小时的面……
不是所有睡过觉的女子，都能跟妻子一样。
他因为绝望得像挨刀割一样，就也想唤起另一个人的绝望。
他想好了一封信的开头几句：
“你听到这事会十分高兴的，不是因为我被抓了起来，而是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了，你可以感谢你那耗子般的本能，使你离开了下沉的船……我是一个人……”
眼前闪过侦讯员桌子上的电话机……一头健壮的公牛打他的腰，打他的腋下……大尉拉起窗帘，把灯熄了……档案材料沙沙响着，他在沙沙声中渐渐入睡……
忽然有一根烧得红红的、弯弯的锥子扎进他的头盖骨，似乎他的脑子发出焦糊味：是叶尼娅·尼古拉耶芙娜告密，出卖了他！
十分精彩！十分精彩！这是有一天早晨在兹纳缅卡，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对他说的话……那个尖下巴胡、戴着光闪闪的夹鼻眼镜的人看过克雷莫夫的文章，就很亲切地小声说了这话。他记得：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党中央把他从共产国际召回，让他在政治出版社主编一本书。“当年也算一个人物呀。”他想道……就是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托洛茨基看了他的文章《革命与改良—中国与印度》，说：“十分精彩。”
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旁人在场，他也没有对任何人转述过，只是对叶尼娅说了说，这就是说，侦讯员是从她嘴里听说的。是她告密的。
他再不觉得已经有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他似乎已经睡足了。是强迫她的？反正还不是一样。同志们，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我完了！把我弄死了。不是手枪子弹、不是拳头把我打死的，不是死于不能睡觉。是叶尼娅把我弄死的。我来写供状，什么都承认。有一个条件：你们要说明，是她告密的。
他从床上爬下来，用拳头擂起门来，值班守卫马上就朝小孔里窥视，他朝守卫喊道：
“带我去见侦讯员，我什么都招认。”
值班班长走来，说：
“别吵闹，等什么时候提审，您招认好啦。”
他不能一个人待在这儿。还不如挨打，昏迷过去。既然医生认为没事儿……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当他觉得再也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楚，当他觉得头脑就要碎裂，觉得好像有成千上万的碎片往心里、喉咙里、眼睛里直钻的时候，他明白了：叶尼娅不可能告密！于是他咳嗽起来，哆嗦起来：
“原谅我，原谅我吧。我没有福气跟你在一起，这怪我，不怪你。”
自从捷尔任斯基踏进这座楼房里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美妙感情来到他心中。
他醒了过来。一头贝多芬式乱发的大块头卡茨涅林鲍肯坐在他的对面。克雷莫夫对他笑了笑，他那低低的肥厚的额头皱了起来。克雷莫夫明白，卡茨涅林鲍肯认为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现。
“我看见了，他们打得您很厉害。”卡茨涅林鲍肯指着克雷莫夫血糊糊的衣服说。
“是的，打得挺厉害，”克雷莫夫歪着嘴回答说，“你们怎么样？”
“我上医院去逛了逛。他们两个都走了：特别会议又判了德列林格十年，就是说，一共是三十年了；鲍戈列耶夫转到别的囚室去了。”
“啊……”克雷莫夫说。
“您说说吧。”
“我在想，”克雷莫夫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新的克格勃会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搜集每一句好话。那时的谍报人员会在电话里窃听一切和忠诚、正直、善良有关的言论，并且在书信里寻找，从公开的谈话里提炼，把一切好的汇集到卢比扬卡来，归入档案。光搜集好的！这儿将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人的信心。第一块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胜利了，告密、谎言没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鲍肯漫不经心地听他说着，插话说：
“这话都很对，将来会这样的。不过应该补充的是，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会把您弄到这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
他用问询的目光看了看克雷莫夫，怎么也无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土黄色的脸，那凹下去又肿起来的眼睛，那带着黑色血印子的下巴，为什么在幸福而安详地笑着。
四十五
保卢斯的副官亚当斯上校站在打开的手提箱前面。
保卢斯的勤务兵里特尔蹲着，在地上铺了报纸，把所有内衣放在报纸上，在挑拣着。
夜里，亚当斯和里特尔在元帅的办公室里烧文件，烧掉了保卢斯亲自用的大地图，本来亚当斯认为那是神圣的战争遗物。
保卢斯一夜没有睡。他早晨也没有喝咖啡，冷漠地看着亚当斯在忙活。他不时地站起来，跨过放在地上等待焚烧的一摞摞文件，在房子里走一走。用麻布裱过的一些地图烧得很不痛快，把炉条堵塞起来，里特尔不得不用炉钩一再地清理炉膛。
每一次里特尔打开炉门，元帅都要把手伸到炉口。亚当斯把军大衣披到元帅的肩上。但是元帅不耐烦地动了动肩膀。于是亚当斯又把大衣挂到衣架上。
也许，元帅此时已经看到自己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里：他和士兵们一起站在火堆前烘手，前前后后都是空旷的荒野。
亚当斯对元帅说：
“我叫里特尔往您的提箱里多装一些厚实的内衣。我们小时候想象的最后审判与事实不符：既不会有火，也不会有火炭。”
这天夜里施密特将军来过两次。电话线被切断了，电话机不响了。
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刻起，保卢斯就明白，他率领的军队不能在伏尔加河上继续作战了。
他看出来，当初保证他夏季攻势胜利的一切条件—战术、心理、气象、技术，都在往不利的方向变化，正数已变为负数。他向希特勒要求：第六集团军应当协同曼施坦因在西南方冲破包围圈，开辟一条通道，把部队带出去，并且做好思想准备，大部分重武器只好丢下。
十二月二十四日叶廖缅科的部队在麦绍夫卡河地区给予曼施坦因部队以重创之后，任何一个步兵营营长都清楚了，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抵抗是不行的。不清楚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他把第六集团军改为方面军前哨，即从白海到捷列克河的方面军。他宣布第六集团军是斯大林格勒的堡垒。可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的人却说，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战俘集中营。保卢斯又通过加密电报报告说，有一些有利于突围的条件。他等待着可怕的怒火爆发，因为还没有人敢于两次反对最高统帅的意图。他听说过，希特勒曾经扯掉龙德施泰特元帅胸前的骑士十字勋章，在场的布劳希奇吓得心脏病都发作了。和元首是开不得玩笑的。
元月三十一日，保卢斯终于收到了回电：授予他元帅军衔。他又做了一次尝试，想说明自己的正确，得到的是帝国的最高勋章—带有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他渐渐意识到，希特勒已经开始拿他当死人对待了—这等于死后追授元帅军衔，死后追授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他现在只有一样用处：创造英勇抵抗的领导者的悲剧形象。国家宣传机构已经把他率领的几十万人宣扬为圣徒和受难者。这些人还活着，在煮马肉，在捕杀斯大林格勒最后的一些狗，在野地里逮乌鸦，捉虱子，把烂纸卷在纸里当烟抽，可是这时候国家的广播电台却为这些未死的英雄播放雄壮的哀乐。
他们还活着，在呵冻红了的手指头，他们的鼻孔里还流着鼻涕，他们的头脑里还闪着一个一个的念头，想吃，想偷，想装成病人，想投降做俘虏，想上地下室里和苏联娘们儿亲热亲热，可是这时候国家的儿童合唱队和少女合唱队已经在广播里唱：“他们死了，为的是德国的生存。”似乎他们的罪恶而美好的生命能够复活，国家就一定灭亡。
一切正如保卢斯预言的。
他怀着无比难过的心情，感觉自己断言军队会毫无例外地全部完蛋是说对了。他从自己的军队的完蛋中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到自己的高明。
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被压制下去、驱赶出去的一些念头又进入脑际。
凯特尔和约德尔把希特勒称为“神圣的元首”。戈培尔说，希特勒的悲剧就在于，他在战争中不可能遇到与之匹敌的天才统帅。蔡茨列尔则说，希特勒曾要求他把战线拉直，因为弯曲的战线有损他的美感。那么，就像神经错乱、神经衰弱似的不肯进攻莫斯科，又算什么呢？那么，那一次突然变得优柔寡断，下令停止进攻列宁格勒，又算什么呢？他的坚决抵抗的狂热战略的基点是：害怕失去威望。
现在一切都完全明朗了。
但是正是完全明朗才可怕。他可以不服从命令！当然，元首会处死他的。但是他可以救活许多人。他在很多人的眼里看到了责难的神气。他可以，可以挽救军队！他怕希特勒，怕丢掉性命！保安总部驻集团军司令部的最高代表哈尔布前几天在飞往柏林的时候，用含糊的语言对他说，即使在德国这样的民族中，元首也是太伟大了。是的，是的，噢，当然。
全是矫揉造作的腔调，全是虚夸腔调。
亚当斯打开收音机。从噼啪的杂音中出现了音乐声：德国在为斯大林格勒的死者举行安魂祈祷。音乐声中隐藏着一股特别的力量。也许，对于民族，对于未来的许多战役来说，元首创作的神话比起拯救挨冻挨饿挨虱子咬的许多人更为重要。也许，你在阅读条令、安排战斗时间表、观看作战地图的时候，并不了解元首的逻辑。
可是，也许，在希特勒为第六集团军设计的受难光环中，会出现保卢斯及其军队的新生，他们在未来德国的新命运。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不是铅笔、计算尺和计算器。起作用的是一位奇怪的军需将军，他有另外的计算标准，有另外的储备。
亚当斯呀，亲爱的亚当斯，忠实的亚当斯，要知道，一个具有极高的精神气质的人总是必然有所怀疑的。只有那些目光短浅、永远觉得自己正确的人才会凌驾于世界之上。气质高尚的人不会凌驾于国家之上，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决定。
“他们来了！”亚当斯叫起来。他吩咐里特尔：“拿开！”于是把打开的提箱推到一边，又抻了抻自己的军服。
胡乱放进提箱里的元帅的袜子后跟上有窟窿，里特尔紧张焦急起来，不是怕性子焦躁的保卢斯穿到破袜子，而是怕不怀好意的苏联人的眼睛看见这袜子上的窟窿。
亚当斯站着，把两手放在椅背上，背着马上就要打开的门，用镇静、关切、爱护的目光看着保卢斯，他觉得，元帅的副官就应该这样。保卢斯多少挺了挺身子，不靠在桌子上，把嘴唇紧紧闭起。就是在此刻元首也希望他演戏，于是他准备演戏。
门就要开了，黑暗的地下室的这个房间就会对大地上活着的人起重要作用。痛苦和焦虑过去了，只剩下惧怕，怕的是，推门的不是也准备演出盛大的话剧的苏军指挥部的代表，而是习惯了轻轻扣自动枪扳机的勇猛的苏军士兵。还有一种担心未来的念头：等演戏一收场，人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上哪儿呢，是上西伯利亚，进莫斯科的监狱，还是进集中营的棚屋？……